深沪人杨道寅：重启了中朝登州海上航路

　　出使朝鲜 加固明末中朝的友好关系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神宗驾崩，光宗继位，改号泰昌元年。不久，光宗因进补品，服食红丸中毒，登基仅一个月崩逝。熹宗朱由校登基，改为天启元年，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换了三个皇帝，明代朝廷朝野混乱，宦官作乱，勾心倾轧。后金乘虚而入，攻占辽东大遍土地，在后金强大的攻势下，曾受明代朝廷封赏联合抗金的朝鲜，也已无力抵抗后金，被迫与后金签订合约。中朝两国关系受到严重威胁，神宗在世时与朝鲜皇帝之间已有芥蒂，光宗登基后不得不重新考虑与朝鲜之间的关系，决定派朝廷官员出使朝鲜，然而大使尚未启程，光宗突然驾崩。熹宗登基后，急昭九卿科道内廷议事，决定委派朝廷官员亲往朝鲜。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按照明使惯例，熹宗诏令前朝已命的翰林院编修词臣刘鸿训、礼科都给事中杨道寅出使朝鲜。刘鸿训为正使，杨道寅为副使。

　　天启元年(1621年)二月初九日，词臣刘鸿训、科臣杨道寅一行，陛辞出都门，在重兵护卫之下，自京城出发，越长城，经辽西，自蓟门抵镇江，“问关数千里，半历戌马之场”一路颠簛，沿途“耳闻辽事，迄无成画，目睹兵容，颇呈萎尔”，“抵辽阳与经臣按臣暨诸道臣言，不啻舌敝唇焦，相争如虎”。在后金的强大攻势下，镇守辽阳一带的明军将领，竟不顾国难当头，大敌在前，继续内讧倾轧，将帅如斯，兵无斗志，如此形势，刘鸿训、杨道寅心知大势已去，辽阳难能守住， “臣已犹归途之难料矣”(《刘鸿训·四素山房集卷五·疏揭》)。

　　三月初十日，刘、杨一行渡鸭绿江进入朝鲜，抵达新安馆，至二十日后金已“攻陷辽阳镇江之西，道路梗塞”，“义州郑节制传一报纸来，则合馆站诸人无不失色流涕”，“虽该国之宴享，日陈山川佳丽，胥如梦中度去，而舌端无味，寝不安席” (《刘鸿训·四素山房集卷五·疏揭》)。刘鸿训、杨道寅一行在新安馆，虽蒙受朝鲜官员盛情款待，但均知明军节节败退，痛心疾首，忧心忡忡。

　　四月十二日，刚抵达朝鲜王京,“开读礼成，暂憩南别宫”，辽东就完全被后金占领,朝鲜与中国的陆路交通已完全中断,朝鲜朝野一片惊恐疑虑,刘鸿训、杨道寅“不负孔圣使於四方，不辱君命之训”, “肃敬将祀,周旋中规”,使“东人动色,快睹凤凰”，朝鲜皇帝及朝野为之动容，给予盛大欢迎，“天启元年夏，翰林院编修青岳刘先生，礼科都给事笋江杨先生奉新皇帝之命，来宣泰昌若天启登极二诏，勅斯又旷世所未有之盛典”。颁诏之后,在无法回国的情况下,刘鸿训、杨道寅等“裁约享馈,章示规绳,是使卉服之。长冠带而问诗书,穷岛之人啁嘈而赞仁义”(《朝鲜崇禄大夫柳根·皇华集序》)。刘鸿训、杨道寅以出色的外交才华，和出众的诗词文采,出使朝鲜期间，与朝鲜政府官员文人雅士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使朝鲜政府欣然接受了明朝的抚慰，坚定了联合抗击后金的决心,同时发扬了优秀的中华文化，加深了与朝鲜文化的进一步交流。

　　为中朝海上航线的复航做出重要贡献

　　吴煜煜说，中朝海上航线是我国古代对外海上交往最早开辟的航线之一，但由于朝代、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各种原因，出现了时断时续的现象，明朝初期开始实行一些锁国海禁政策，致使中朝海上交通航线中断了很长一段时间。“刘鸿训、杨道寅奉命出使朝鲜，不但加固了明朝与朝鲜的联系，也开启了中朝之间的海上交通航线。”

　　在陆路无法回国的情况下，朝鲜特为他们造了两艘海舶，让明使一行从海路回国。刘鸿训在他的诸多遗作诗文中，大量地描述了他们海上路途的艰险困苦，回国后，他在给熹宗皇帝的疏揭中说“礼成，暂憩南宫，即与该国君臣日卜旋期，而辽路已不可问，该国星夜为臣等特造二海船，先遣通官人等前探水路，舟楫既具，始于五月朔日繇陆路抵安州，候舟师调集，浮海路南下，六月初四日行至平岛地方，科臣舟在前，臣舟在后，科臣见岸上有假，贼数人举放烟火，不欲泊舟，遂趋旅顺口，至旅顺日且夕矣，科臣及随行诸舟渐次入泊，臣舟独后，至见岸上，贼乘马者、步行者，关弧举火列队放炮十倍平岛，臣独叱舟人过旅顺，趋铁山口。”刘鸿训在文章中，十分明显地说明了由科臣杨道寅作为前导，带领的回国船队，于日落时分，平安地在旅顺口泊位，而唯独殿后的词臣刘鸿训，因见敌军岸上放炮，“心口和语，谓宁死葬海鱼腹中，必不为叛贼所执。”刘鸿训命令他乘坐的船驶过旅顺口，孤舟直趋铁山口。“乃终夜风涛达旦，舟渐漏桅折，时作异响，臣知不可保，急促舟人起桅登岸未能也，忽异风吹舟薄沙碛，臣欲下，随行诸役力挽臣臂，捉臣两亵，尚谓无虞，臣绝亵奋身跳浅水半蹶，二水手扶臣挽起立，而舟已沉，再移数步避潮水击溅，而舟已片片浮矣，衣衾图籍尽付洪涛，片纸寸缕未携也，臣着小衣栖息山麓，雷雨大至倾之，雨歇，得一土人前导，步行二十里返旅顺”，因夜来狂风大作直至天亮，刘鸿训舟毁，跳落浅沙洲，幸由船上水手救援，方能保命，登岸后由百姓指引，走了二十里抵达旅顺，“得科臣遗送一二衣被，聊足蔽体”。“得副行一舟载焉”，杨道寅派人接应刘鸿训，送给衣物，重新给予一艘船舶乘坐。

　　六月初九日，杨道寅与刘鸿训船队，继续在旅顺口开航，由海路驶往登州，刘鸿训在他的使朝鲜五言诗中曾描述，出使朝鲜是他平生第一次初见大海。加上历险之后，惊魂未定，又再次上船回登州，不但晕浪，而且大病一场。刘鸿训续说“自是病卧舟中，不问去住，海水煮米，日勉进数匕，尽结黄痰，呕吐不绝，因思臣之身，为我皇上遣役之身，不能审舟审泊，自加爱护及时赴阙庭报命，狼狈至此”。抵达登州之后，刘鸿训已“病增剧每欲臣强饮食，而臣之脾胃大伤，吐泻大作，时作困顿日甚，兼之舟中受湿，右臂麻木，不能执笔”，“臣之病，益不知痊可之期，乞我，皇上怜臣苦病不止一端，医药曰亲未必递效”。刘鸿训从登州返回山东长山县太和家中养病，不能归朝回禀熹宗皇帝，“忧居六载，於天启六年冬起复入”直至天启六年才奉旨回朝。

　　“杨道寅自小生长在深沪海边，家门口就是大海，熟悉舟楫风浪，因此安然无恙。”吴煜煜介绍除刘鸿训及刘鸿训船上的“楼船海外来，一活先九死”外，所有出使朝鲜回国的朝廷官员随从、文件印信，均都由杨道寅带领回京城朝中交旨。

　　杨道寅向熹宗皇帝报告回朝的海上航行的路线，为此，使登州航路得以开辟。朝鲜国王同意“改朝鲜贡道自海至登州，直达京师。”八月，明廷正式“令改朝鲜贡道，自海至登州。”关闭了多年的海上航线重新开通。登州在明末中朝海上丝路复航中具有特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