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陵始学之地：安海石井书院

　　泉州因气候温润，冬日少寒，自唐代甚至更早便有“温陵”之称。另有一说，因为朱熹曾在泉州讲学，因燠多寒少，他赞称“山陵独温”，简称为“温陵”。

　　石井书院位于今晋江市安海镇，据《八闽通志》载，南宋绍兴年间，朱熹的父亲朱松曾为石井（今安海镇）镇官，在此处开办了鳌头精舍并授徒讲学，而这座精舍便是石井书院之端，后朱熹也曾在此讲学，是一座极具历史价值的书院，也是闽南地区历史上最早的书院之一，与温陵书院、小山书院、欧阳书院并称泉州四大书院。

　　朱松字乔年，号韦斋。据《舆地纪胜》载，“绍兴初，故吏部郎韦斋朱公松为镇，士向慕之，故侍讲文”。南宋绍兴二年（1132年），朱松因反对向金乞和，被贬谪来到泉州石井任镇监，因早年受二程（程颢、程颐）学说的影响，他在闲暇之余，常在石井的优秀士子中讲习“理义之学”，讲学的场所便是鳌头精舍，开启了泉州理学先河，他也被称为“泉州开讲理学的第一人”。

　　朱熹18岁考中进士，22岁出任泉州同安县主簿。据《舆地纪胜》载，“来官同安，间至镇，与镇之长上访父时事”。朱熹在同安时，常至安海公事或访友，也如其父一般在鳌头精舍讲学授课，论说经义，“启迪文风，诲掖士子，因而人才蔚起”。

　　二朱在精舍讲学带给后来的石井书院的贡献，主要表现为“门户开放”的教育理念。不仅广收弟子门徒，在讲学上提倡“无峻壁之限，无干彻之约”，形成了比较自由的讲学之风。

　　在治学上，朱熹则提倡“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鼓励学生读书带着质疑的态度，学会主动地探索研究，重视学生形成个人的新看法、新思想。清代张伯行《黄勉斋文集序》记载：“晦翁倡道东南，士之游其门者无虑数百人。”众多学者和求学者一起进行学术探讨，逐渐形成了兼容并蓄、互相吸纳、取长补短的学风。

　　乾道年间，朱熹的学生傅伯成客居安海，因当时朱熹学说被视为“伪学”，鳌头精舍也受到打压，他不忍鳌头精舍被废，便改为“二朱先生祠”，绘二朱画像并奉祀之。据留元刚《石井书院记》所载，嘉定三年（1210年）石井镇官游绛因“石井居郡之南，亦号多士，距郡学二舍，负笈者告病日闻”，为便于安海的学子就近求学，也不浪费鳌头精舍之便，游绛向泉州知州邹应龙建议重修鳌头精舍，邹应龙“捐公帑四十万以倡”并“如州县学之制”将精舍改为书院。当时泉州漕运司、市舶司、士绅百姓等纷纷捐募资金，共筹书院修建之资。时任泉州通判朱在（朱熹第三子）亲自负责修建书院的相关事宜。

　　据《安海志·书院》载，书院“面三峰，会众流，厥基宏崇，敖淑规制，殿于中，堂于后，为斋者四。杏坛筑于西序之前，祭器藏于东序之左。又即堂为别室，以祀二朱先生。三门引峙，绕垣环周，檐甍层复，凡三百楹。公私经费合四百万。赡养有田，肄业有舍；释菜之仪，考士之式，大略可睹矣”。自此，石井书院成为泉州最早创建的规模堪比府、县学的一处书院。

　　另据清乾隆版《晋江县志》记，南宋宝庆元年（1225年），泉州知州游九功“留心教化，拨五废寺田于石井书院，以廪学徒始”。南宋时石井书院的建设得到了地方官员和士大夫的大力支持，完成了精舍向书院的转变且颇具规模，成为当时泉州重要的书院。

　　元代的石井书院由官方主办，据《金门金沙二房张氏房谱》所载，张隆基作为当地有名望的儒者，曾担任石井书院司纠。此外，书院规制完备，设有山长、司纠、待宾、训导等教职，保持着春秋“释奠诸礼”的礼法、读书人“深衣幅巾”的服饰，一直保留南宋时书院教育和礼法的特点。

　　至明代洪武初，陈惟白、刘绍祖出任书院训导，但洪武十三年（1380年）后，不再委派学官补缺，也不再拨钱修葺书院，石井书院迅速衰败、倾圮，居民请为己产。至成化十三年（1477年），应国学生庄概等人上告所请，泉州知府徐源、推官柯汉重建了书院。弘治十年（1497年），泉州同知罗惠亲访书院，见其破败，便请泉州知府李哲一同号召，由安海等地绅民捐资，全面修复书院并竖以石华表，置“石井书院”匾额，基本上恢复了南宋时书院的面貌，时户部郎傅凯作《重建鳌头石井书院记》记录了这次重建活动。

　　嘉靖九年（1530年），应乡民再次所请，由知县钱楩出公帑及富民捐资，修葺了书院的二朱祠堂并增加了十余间书房。但据清乾隆版《晋江县志》载，万历初因朝廷尽废天下书院，改为乡约所，石井书院也未能幸免，“祀朱韦斋及晦翁，岁久垣圮”，随后豪富抢占书院土地并建屋，泉州知府窦子偁亲自视察，“谒二先生祠，勒反侵地，仍谕某子葺祠赎愆，复捐俸以佐工乏”，保住了书院。虽经明代泉州官民数次修缮，但是石井书院再难恢复南宋时期之盛，着实让人惋惜。

　　清顺治年间，因为“迁界”之故，石井书院再次被毁废，至康熙年间才得重建。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陈琰知晋江县看到书院已成废墟，“悯之朱祠就湮，倡率鼎建”，带头捐俸并得安海士绅解囊相助，在旧址按原来规模重建，建有启圣祠一座，中堂三间，夹室三间，并重塑朱熹像祀于启圣祠中。

　　后书院又多次续修，乾隆七年（1742年），应安海士绅所请，在书院另建专祠祀朱松，但尚未恢复延师聚徒讲学。乾隆十四年（1749年），通判马铭“慕朱先生之风”，提议扩建书院，泉州士绅踊跃响应并捐资出金，增建了仪门及两庑，并再次延师讲学，重启书院传授教育功能。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通判靳起柏偕同进士王世浚、乡绅施士膺与施仕龄、举人杨攀桂、曾朝阳及诸绅衿等修缮书院。嘉庆十九年（1814年），举人黄仕葵、施继源、柯琮璜等再次主持书院的大修，将明代所塑并置于承天寺内的朱子像重新安置回书院之中，与新塑的朱子像同祀一龛。这也是清代最后一次对石井书院的大修活动。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实行“新政”，废除千年科举制度，开始兴办新式学校，石井书院也被改为公立两等学堂，后又在此创办过女学，开闽南新式教育之先河。石井书院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只留存祠堂部分，而学院部分被弃置。2008年，晋江市对书院进行重修，恢复了原来三进院落的规格。如今步入书院，前殿拜亭及西廊庑舍犹保存尚好，百年古柏依旧葱郁，使人仍可见往昔书院“三门列峙，绕垣环周；檐甍层复，凡三百楹”之雄姿。

　　从南宋至清末，石井书院数经废兴，但因二朱的影响，这座书院一直为官民所重视，使得这里能兴学倡教，历久不衰。书院十分注重《易》的研习。《易》作为《五经》之首，内容晦涩难懂，多靠个人研习领悟，得益于书院长久对《易》的研习和教授，让安海儒生多学《易》并促进了泉州研究易学之风，尤其在朱熹之后，有“天下言易，皆推晋江”之说。据相关研究，泉州历代研《易》且有著作者共计89人，其中明代达69人，成为明代重要的研究易学地区之一，其中不乏名士，如与唐顺之齐名的文学家王慎中，泉州府晋江县人，被后世称为“嘉靖三大家”之一，也是明代颇具盛名的易学家。

　　另有学者据《安海志·选举》统计，从明景泰元年（1450年）至清雍正四年（1726年）的276年间，安海共有119个举人（不包括武举），其中注明学《易》者便有61人，占半数以上，可见明清时期泉州地区研习《易》之发达和人才之繁盛。

　　安海石井书院历经800余年，经“二朱过化”后，被誉为“温陵始学”和“闽学开宗”之地，对泉州成为人文鼎盛的理学重地具有非凡意义。

　　（作者单位：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