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厦门(二)|“这个年轻的副市长与众不同”
采访对象:王金水,1934年5月生,福建安溪人。1979年至1987年历任厦门市副市长、常务副市长、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1987年任厦门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1993年任福建省人大常委。1999年10月退休。
采访组:沈凌 路也 胥晴
采访日期:2017年6月3日
采访地点:厦门市王金水家中
采访组:王书记您好!习近平同志1985年来厦门工作的时候,您是市政府党组书记。请介绍一下你们初次见面的情景。
王金水:我们这些当时在厦门工作的同志都知道,近平同志到厦门那一天,正好是他的生日。用他自己的话说,到厦门有双重意义:一个是他32岁的生日;再一个他当过农民,长期在农村工作,到厦门任职是他第一次从农村到沿海城市工作,又是参与经济特区建设,所以记忆犹新。我记得他在一篇短文里是这样说的:“到厦门这个经历,对我人生的经历来说,是一种补充,是一种充实,对后来的工作,起了很重要的、基础性的作用。”我认为,他对自己在厦门这一段工作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也看得出他对厦门的感情是很深的。
那时候,我是厦门市政府党组书记,第一次见到近平同志,是他来参加党组会议。当时他分管农业,后来还分管内联(经济协作)企业。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厦门期间是怎样参与特区建设的?有哪些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
王金水:当时我50多岁,近平同志30出头,他在厦门的时间虽然不长,只有3年多一点,但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让我感到这个年轻的副市长与众不同。举几个具体例子。
1987年,我到市人大工作以后,还兼任市委副书记,组织部也还由我分管,经常宣布政府干部任命。市里任命新的重要领导干部,我都要跟他们谈一次话。我的习惯是这样:任命哪个口的干部,就请分管的市领导一起来谈话。近平同志分管农业口,所以任命农业口的干部,谈话时我就把他一起找来。后来他当常务副市长了,计委、财政等很多部门的干部都是他的部下。任命这些干部,我都把他找来,跟我一起谈。谈话时往往是我主讲,讲完后也请他讲一讲。当时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句话。第一句是:“要发财就不要来当干部,要当干部就不要想发财。天底下好事你都要,上天不会同意的。”后来他到省里当领导,作报告时还讲过这句话,说明这是他一以贯之的思想。第二句是:“我们一切工作,都要落实到基层。我们一切工作,基层最重要。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是第一线,也是前线,也是火线。”后来他当了省委领导,到厦门视察时还讲到基层是第一线,是前线,说明这也是他一以贯之的思想。
还有一件事,让我感到近平同志有一颗火热的心。有一次,他到办公室找我,说他最近走访了几个生产队,在离金门最近、最前沿的何厝村,看到民警抓了一个犯罪分子,民警骑着自行车,犯罪分子戴着手铐坐在后面。近平同志说:“派出所连一部摩托车都没有,有时候追逃犯,逃犯骑摩托车,我们的民警却骑脚踏车,这多危险啊。”他就问我,能不能给每个派出所配一部摩托车。听到这个情况,我把财政局长请来,让他计算一下,厦门有多少派出所,财政上够不够给每个派出所配一部摩托车。第二天,财政局长来找我,说拿不出这笔钱。当时厦门刚办特区,是“吃饭财政”,有时候发工资都有困难,给每个派出所配一部摩托车,谈何容易。我就说,近平同志讲的这个事情,是个大事,一定要解决,不一定一步到位,可以分两三步走。半个多月以后,第一批最前沿的地方先配上了摩托车。
这个事,让我思考了好久。当时我是常务副市长,他是分管农业的副市长,公安政法不归他分管,他反映的这个问题,应该由分管政法的同志来考虑解决。而且按理讲,派出所是不能直接向市政府打报告的,要先向公安分局打报告,公安分局向市公安局提交申请,市公安局再向市政府汇报。财政局每个月都是集中在一两次会议上讨论基层拨款问题,所以这个事情如果按照惯例来做,没有半年是肯定下不来的。而且,如果是别人,考虑到不是自己分管的工作,也许不会说得这么直接。派出所所长给他反映这么严重的问题,他如果想应付了事,只要说一句话“这个事我支持,你们打报告吧”,也就没他的事了嘛!但他就能为了这么一个不是自己分管的、完全可以“应付了事”的事情直接找到我,希望帮助他们解决。我感到他身上有一种很强的责任感,只要是厦门的工作,只要是对工作有益的事,他都尽力去做。
第三件事是近平同志接替我任常务副市长后,做了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主持制定了厦门市第一个发展战略——《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1984年,邓小平同志对厦门作了两个很重要的决定,一个是把特区扩大到全岛,第二个是可以享受某些自由港政策。但是,国家只给政策,没给钱。这条路该怎么走?怎么发展建设?这需要厦门自己来探索。当时近平同志为了制定好这个发展战略,花了很多精力,邀请中顾委委员、经济学家于光远,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刘国光等100多位专家来厦门调研、论证。同时组织300多人,列出20多个专题,做专题研究。最后制定的发展战略,好多专家都很欣赏。于光远对这个发展战略给以很高评价,他说:“厦门是第一个提到生态问题的;把厦门作为贯彻‘一国两制’、实施对台政策的试验区,‘两门对开’、‘两马先行’是厦门首先提出来的。逐步开展离岸资金业务,实现资金流动相对自由,也是厦门的首创。”后来,市政府还没有讨论这个战略,近平同志就调离了厦门。他走前给我留下了一句话:“这个战略如果市政府讨论通过了,也请市人大讨论研究一下。”可见,他即使调走了,也念念不忘厦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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