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保降费：这道减法该怎么做

　　新华网北京1月23日讯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形势，积极减税降费，堪称增强企业活力、稳住经济增长的良方之一。

　　2019年一开年，人社部和财政部先后多次表态，要积极研究社保降费方案。

　　人社部相关负责同志称，将加快研究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的实施方案。财政部部长刘昆表示，配合相关部门，积极研究制定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进一步减轻企业的社会保险缴费负担。

　　多位业内专家表示，社保费率有进一步下降的空间，但降多少、从哪儿降，还需以社保体系的健康发展为前提。未来，需多措并举，加快国资划转，推进养老金全国统筹，构建维持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的长远之策。

　　　社保已多轮降费

　　社保费用是企业成本的重要构成，降低企业承担的社保费率，事关企业的利润水平和发展空间，也是稳住就业的重要举措。

　　从2015年开始，中央先后多次降低或阶段性降低企业社保费率。

　　目前来看，失业保险费率比例从3%降至1%；工伤险和生育险的平均费率从1%分别调低至0.75%和0.5%；部分省份将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企业费率下调一个百分点至19%。

　　降低社保费率的政策不断出新，降低了企业的社保负担，提升企业的“获得感”。

　　人社部数据显示，截至到2018年4月，总体社保费率已从41%降到的37.25%，累计降低企业成本约3150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降费策略是在没有做实费基的前提下，努力降低名义费率。

　　其中，失业险、工伤险结余资金相对充裕，因此降费首当其冲。2017年，两个险种的收支结余均在200亿元左右，年末滚存分别超1590亿元和5552亿元。而就这些“小险种”本身而言，降幅已经较大。

　　　两大压力下企业仍需降负

　　从全国范围来看，我国社保的总体费率仍超过35%，有进一步下降的空间。而在目前，市场主体正有更急迫的降成本期待。

　　一方面，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我国经济周期性、结构性和体制性矛盾交织，企业经营的内外部环境承压；另一方面，社保改由税务部门征收后，征收效率和严格程度提升，这引起市场对经营成本增加的担忧。

　　尽管总额缴纳社保费用是企业的应尽责任，但在实际操作中，部分企业并不足额足份缴纳社保。《中国企业社保白皮书2018》显示，社保缴费基数不合规企业占比73%。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梁红撰文称，2017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实际缴费费率是21.6%，低于28%的全国标准。

　　近年来，政府在降低社保费率的同时也在加强社保费征缴的力度，名义费率和实际费率差距缩小。社保征收体制改革后，漏缴、少缴的行为将更被规制。

　　“为稳定企业预期，部分省份明确表示，暂缓将企业职工的社保征缴工作转移给税务部门。”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公共财政研究中心主任林双林接受新华网采访时对此表示，此举就是不想加大企业的社会保障负担，想保护企业投资积极性，发展地方经济。

　　“所以将企业职工的社保征缴工作转移给税务部门，要和降低养老保险缴费率同时进行，这样企业的养老保险负担就不会增加。”林双林说。

　　梁红也称，如果不同步调降费率，就将被动提升企业的经营成本，减少个人的可支配收入，在当前的宏观背景下负面影响会更加突出。

　　事实上，也正是因为如此，去年9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降低社保费率与征收体制改革同步实施。

　　那么，从哪儿降费？失业、工伤和生育三个险种的总费率原本就不高，且已降至不到3%，很难再有大幅下降的空间。

　　业内专家普遍认为，降低社保费率的“重头戏”应当是名义费率较高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其中养老保险费率被认为下降空间更大。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此前表示，建议将社保费率总体下调10-15个百分点，其中企业养老保险费率可降至14%左右。

　　梁红认为，社保费率下调6-8个点或能降低从严征收对企业的影响。

　　尽管全国社保降费方案还未出，不少城市已先行一步，确定地方降费方案。

　　广州将用人单位的职工社会医疗保险缴费率从8%降低为6.5%。厦门则将养老保险的单位缴费比例降低为12%，这一比例为全国最低。同时，医疗保险也有较大幅度下降。厦门户籍参保人员，单位缴费比例由8%降为6%；外地户籍参保人员，这一比例由4%降成3%。

　　　老龄化加重社保挑战

　　降低费率“放水养鱼”，能缓解企业的燃眉之急。但对于社会保障制度来说，还需长远之策来应对老龄化压力。

　　人社部副部长邱小平近日表示，2018年，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近5万亿元，规模还是可观的，具备较强的支撑能力，基金结余平均可以满足17个月的支付，能够保证按时足额发放。

　　但他同时也打了“预防针”：“我们国家的社会保障工作还面临许多矛盾和困难，特别是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老年人口规模大，老龄化高峰持续长等特征明显，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运行面临严峻挑战。”

　　数据最具说服力：2017年，各级财政对企业职工养老金、城乡居民基本养老金和居民医保基金的补助总计约1.22万亿。

　　具体到养老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陈文辉曾表示，如果剔除财政补贴因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从2014年开始，支出已经超过征缴收入，2014年差额是1321亿，2017年涨到4649亿。

　　“养老保险账户是专款专用的账户，应该自身平衡才对。”林双林认为，如果降低缴费率，继续按照目前的方式缴费，可能造成更大的赤字和债务，无法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保险压力。

　　　多措并举寻最佳平衡

　　一边是市场主体轻装上阵的诉求，关乎稳增长和稳就业，一边是民众的社保需要，政府责无旁贷。

　　怎么办？多位专家提出，要引入资金活水。

　　2017年出台的《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决定从2017年开始，选择部分中央企业和部分省份试点。而近些年经改革后，国企实力不俗，尤其是金融机构中的国资量大质优，为资金划转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梁红认为，通过划转国资充实社保的方式解决，有助于弥补转轨成本，实现代际公平，增强社保制度的可持续性。

　　陈文辉说，如果划转非常顺利，全部操作完应该有几万亿的资金，老龄化的应对能力也会大大提高。

　　国资委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已完成18家中央企业股权划转，划转规模达750亿元。今年继续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提升基金的抗风险能力。

　　征管体制改革、夯实费基也与降费并不矛盾，相反降低费率的重要前提。社保税务征收改革的初衷是减少了地方自主管理的随意性，提升征管效率，扩大社保覆盖面，维护社保体系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

　　若不做实费基，大幅降费率的措施会给社保体系带来挑战。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楼继伟曾表示，征管体制变革，有利于提升实际缴税率，也为进一步降低社保缴费的名义费率创造了条件。

　　在林双林看来，缴费率降低，但是费基不能降低。以前企业可能按最低工资给所有员工交纳养老保险，现在就要按实际工资交纳养老保险了。他还建议，要控制养老金的总体发放水平，高退休金人员的退休金不要涨那么快，缩小退休金差距。

　　降低社保费率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除“开源节流”外，还需多角度支持构建可持续的社保体系。

　　我国养老金尽管结余充足，但地区收支差异大。人社部表示，要实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在加快推进省级统筹的基础上推进全国统筹。

　　按照之前的规划，2020年要全面实现省级统筹，为全国统筹打好基础。目前，广东、山东、江苏等地已经出台了省级统筹的方案。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贾康建议，应尽快把基本养老金的统筹机制提升到全国层次。“基本养老金的全社会统筹是提升其‘共济’、‘互济’功能的必然选择，全国各地至少几十个‘小蓄水池’的共济功能，无法与全国统筹的共济功能相比。”

　　此外，人社部还将发展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以及推动基金市场化、多元化、专业化投资，实现养老基金的保值增值。

　　企业的获得感和个人的社保获得感不应有所偏废，无论是开源节流，还是全国统筹，一旦社保基金的可持续难题得到破解，下调社保费率就能游刃有余。

　　(陈俊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