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日报：“一杯清茶”里的政商关系 ——寻访“晋江经验”（下）

　　7月13日出版的《工人日报》头版刊登《“一杯清茶”里的政商关系——寻访“晋江经验”(下)》，现本网予以转载。

　　晋江的历史将会永远记录下这样的一个镜头：今年5月9日，摩洛哥马拉喀什体育馆内，晋江市委书记刘文儒现场接过世界中学生运动会会旗，世界中学生运动会进入了“晋江时间”。

　　2017年10月15日，晋江正式取得2020年第十八届世界中学生运动会举办权。作为县级市的晋江击败了世界范围内的诸多强劲对手，开创了全国县级城市承办大型国际综合赛事的先河。和政府工作人员一起出现在申办现场的，还有来自晋江的20多位企业家组成的申办“天团”，他们对赛事申办的主动积极参与和细致周到的做事方式，给评委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最后成功申办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一过程，也成为“晋江经验”中弘扬政企互动优良传统，营造“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一个写照。

　　在改革发展过程中，晋江市政府始终在既不越位、又不缺位错位的前提下，坦荡真诚同民营企业家接触交往。努力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是晋江高效持续发展的秘诀之一。

　　　“不叫不到、随叫随到、服务周到、说到做到”

　　“企业对政府的信任感，政府对企业的引导力不是短时间形成的。”盼盼食品集团董事长蔡金垵说，自己创业这么多年来最大的感受是，这里的政府没事从来不来企业，企业有了问题提出需要解决，政府马上就会派人来调研协调。此外，政府还经常为企业经营者提供充电机会，组织企业把脉行业发展方向。“来了就是一杯清茶，现场解决问题，谈完就走，没有多余的应酬。”他说。

　　晋江市政府将与企业的相处理念，总结为“不叫不到、随叫随到、服务周到、说到做到”。

　　为营造良好企业发展环境，晋江市政府较早地提出了“保姆式服务”口号，企业各项审批围绕市场企业需求来，运转十分高效。

　　在晋江行政审批中心的60多个窗口中，华宇铮莹集团总经理苏成喻最熟悉两个窗口：一个是并联审批窗口，另一个是优惠政策兑现窗口。

　　苏成喻的企业正处于高速成长期，“企业发展中最担心的就是厂房、土地审批跟不上，时间就意味着商机”，并联审批窗口的出现，让一个工程项目从设立到发放施工许可证的过程，从此前的33个环节240个工作日，压缩到了6个环节37个工作日。

　　他同时也是21号窗口——优惠政策兑现窗口的“熟面孔”。最近一次他受惠于政府的优惠政策是在今年年初，晋江市政府鼓励企业开展智能制造，最多可获得300万元的补助。苏成喻的企业一直致力推行自动在线监测和信息化传输，在车间改造的过程中，按照流程，企业先后共享受了100多万元的补助。

　　而这些优惠政策更多的时候是行政审批中心工作人员主动“找上门”的。

　　苏成喻说，当地政府工作人员经常主动消化政策，往往不需要企业“捕鱼”，而是直接把“鱼”送到企业面前。

　　目前，晋江30个部门、542个审批事项的办事时限全部压缩在10个工作日以内， 91.77%的事项实现了“最多跑一趟”，当场即办率达80.36%。晋江的企业家们常说：“正是有这样的‘晋江速度’才造就了今天的‘晋江奇迹’。”

　　　“泡杯茶，握握手，出门还能继续做生意”

　　在晋江的区域经济发展版图上，很难不提到陈埭镇的名字。

　　1983年，晋江第一家鞋厂在这里诞生，此后，陈埭见证了晋江鞋业发展所有的光荣与梦想。在这个被称为“中国鞋都”的小镇上，聚集着近3000多家鞋企和配套企业。

　　如此多的企业围绕“一双鞋”发展，长期的商贸往来难免出现磕碰。政府如何发挥作用，又不越位干涉市场行为？

　　在陈埭，企业间出现摩擦和纠纷，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到陈埭商会商务人民调解委员会“喝杯清茶”。

　　“晋江的企业家爱拼敢赢，但是上了法庭，就会有输赢。大家以后还要继续做生意，能不能不‘撕破脸’，找到一种对双方磨损都比较小的方式防止恶性竞争？”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2010年12月，陈埭镇商会商务人民调解委员会挂牌成立，成为全国首个在商务领域开展调解工作的专业机构。

　　“泡杯茶，握握手，出门还能继续做生意。”陈埭商会副会长李海庭如此解释“茶桌调解”的作用。“政府在法律框架内为调解护航，行规无法解决的再走法律途径。”在他看来，把纠纷解决在诉前，这样不仅节约司法成本，还有利于构建商圈诚信。

　　目前，调解委员会的38位专业调解员由各级党代表、人大代表，村支书、村长，商会企业家以及具有较高威望的社会人士组成，首席调解员由晋江法院的一名退休庭长担任。

　　地缘与商缘相结合、商会调解与诉讼调解相衔接、司法公信与商务诚信相融合，“一杯茶解决纠纷”的机制优势，无论在1万元的“小纠纷”还是上百万元的企业并购重组、破产清算的“大案件”中，都能得到显现。

　　“调解委员会成员对企业生产、经营都很了解，调解中更容易抓住痛点，问题解决往往更高效。”陈埭镇镇长庄垂生举例说，比如，供货方和收货方在产品质量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如果法律层面缺少明确的条款用来评判,这时“懂行”的调解委员们就会给出鉴定，行有行规，这样的鉴定就格外具有说服力。“而政府的作用恰到好处，真正做到了不越位、不缺位。”

　　同时，由于村干部对企业“家底”一清二楚，商会也会激荡出变通方案，加之陈埭镇商圈诚信和口碑形成的“社会软约束”，在调解委员会调解的纠纷中，“老赖”现象几乎不存在。截至目前，陈埭商会商务人民调解委员会共受理经济纠纷1562件，总金额约36亿元。

　　　“清清爽爽沟通，舒舒服服交往”

　　2016年，为了创新发展，晋江经慎重调研后，上马攻坚集成电路芯片项目。从海外来晋江的晋华电路产业园存储器项目专家徐征，对晋江政府的高效十分钦佩，连连称赞。“投资百亿元的项目，一天就办完了许可证。2016年2月19日签协议，2月26日就注册成功”。

　　晋江市副市长王文晖称，当时市政府抽调了80多位干部组成尖刀连专项服务该项目办理，力求绝不拖沓。

　　另一件令徐征印象深刻的事是，在建设厂房的过程中，需要从上海运输大量物资到晋江，运输物流成为大难题。政府了解到后，一路协调运输物流，解决了企业的大问题。“刚来时，这里四处都是水塘泥地，仅仅半年这个未来将打造千亿元产值的园区已经初具规模了。”徐征说。

　　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的许清水，现任连捷投资集团董事总经理；毕业于厦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徐华芳，现任宝龙地产控股有限公司总裁；毕业于北京科技大学的李子兴，现任福建陆地港集团总经理……晋江的“创二代”名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高学历、高素质的未来企业“掌舵人”，和徐征一样，这些年轻人选择回归晋江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里良好的政商关系和营商环境。

　　刘文儒说，第一代民营企业家留在晋江是因为故土情结，但要让“创二代”，甚至“创三代”归来，乃至吸引更多海内外人才来晋江，晋江必须要发挥出城市本身的吸引力，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政府办事效率很高，而且特别懂企业家需要什么。”许清水对此深有感受，他曾介绍自己的朋友来晋江投资，“朋友的感觉是晋江的政府部门是主动‘迎上来’的，而且很懂行。”许清水回忆说，当时政府马上就召集了相关人员对接，这个项目很快落地晋江，后来这家企业干脆把销售总部就设在晋江。

　　海归创业者曾福泉2008年回到泉州创业，他说：“我是一位做技术的科学家，最擅长的是在实验室里捣鼓瓶瓶罐罐，最不擅长的是就是进行沟通。”创业之初，他对于如何与政府交往心里很没有底。但10年下来，他和当地政府“清清爽爽沟通，舒舒服服交往”，他的体会是“你不找政府，政府不找你，你找到政府，政府帮到底”。而其经常就是“一杯清茶”来往，秉承共同为晋江发展努力。

　　“一杯清茶”里的“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也助力搞活了晋江非公党建，为企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红色动力。

　　如今，在这样的交往过程中，晋江越来越多的企业家也感受到了加强党建的重要性，纷纷在自己的公司成立党员示范车间，相当部分的企业高管主动要求加入党组织，与当地政府一起，努力构建起符合发展规律和企业发展需求的新型政商关系。

　　(记者 王维砚 车辉 吴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