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协报：君子之交——“晋江经验”的政商智慧

　　7月12日出版的《中国政协报》头版推出《君子之交——“晋江经验”的政商智慧》，现本网予以转载。

　　晋江人华宇铮莹集团总经理苏成喻最近有件烦心事。

　　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新的基建项目即将上马。如果按照惯常经验，从设立到发放施工许可证，大概需要33个环节240多个工作日。

　　市场机会稍纵即逝，如果整个程序走下来，企业肯定会错失最佳时机。苏成喻显然有点着急，怎么办？

　　6月13日，“晋江经验”中央媒体采访团来到福建晋江市行政服务中心时，苏成喻一脸笑容地告诉记者，没想到他的问题这么容易就解决了。“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我咨询有关审批部门，本想反映问题，谁知工作人员告诉我，服务职能改革后，现在整个流程只需37个工作日了。”

　　提交申请那天，苏成喻专门在行政服务中心的反馈意见表上，郑重写上“非常满意”四个字。这亦是“非常满意”的众多民营企业之一，更是对晋江政府创新服务促发展的手动点赞。

　　2016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的民建、工商联委员时，第一次用“亲”和“清”两个字精辟概括并系统阐述了新型政商关系。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

　　“其实，习总书记在福建工作的时候，就对政商关系有过清晰的界定。”既是“晋江经验”的见证者也是实践者，晋江市委书记刘文儒介绍说，当时，习近平多次与企业家座谈，倾听企业家的心声，关心企业家成长，提出干部要与企业家建立“君子之交”的关系，成为事业上的“诤友”。

　　后来，在习总书记总结“晋江经验”的“六个始终坚持”和“正确处理五个关系”中，就专门提出“始终坚持和加强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引导和服务”和“处理好发展市场经济与建设新型服务型政府之间的关系”。

　　从1家到46家

　　——“引路人”、“推车手”、“服务员”的威力

　　1998年，香港回归伊始，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金融和资本市场一片风声鹤唳。

　　此时，在港岛东北方向的晋江，素有“闽商教父之称”的许连捷反其道而行之，做了件轰动一时的“大事”———带领恒安集团赴港成功上市，成为内地第一个在香港上市的民营企业。

　　这场“借船出海”，释放了晋江经济开始寻求向外突破的强烈信号，对于当时晋江实业界的影响，可想而知。

　　20年后的今天，尽管恒安集团上市所获得的更大发展动力有目共睹，但当时恒安之后，从1到2的进展一直处于停滞状态。

　　福建凤竹环保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明锋记得，当时凤竹集团在父亲李春兴的掌舵下，也正在寻求更大发展。得知恒安上市的消息后，父亲开始关注“资本市场”这一当时在中国还稍显陌生的领域，但似乎也仅限于“关注”而已。

　　恒安上市后的第三年，晋江市政府终于“坐不住”了。

　　2001年初，借着国家推进国企股份制改革之际，晋江在福建率先成立企业上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怕企业家因为“不了解”而“不接受”，市里组织有关部门专门推出包含品牌经营和资本运营两部分的“双翼计划”培训班，由当时的晋江市长给企业家逐一打电话动员参加培训，随后企业上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再持续上门跟进“做工作”，可谓用心良苦。

　　当时，尚在读书的李明锋已经不记得这些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经常与父亲促膝长谈的具体内容，只记得他们的身影，一次又一次出现在家中。

　　没隔多久，晋江市政府的新“动作”不再停留在动员上，针对企业改制上市制定了一系列引导扶持措施。

　　就在一来二去中，3年后，也就是2004年4月，凤竹纺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晋江第一家在A股上市的公司。

　　至此，随着综合效应的体现，越来越多的晋江企业加入上市筹备工作中。

　　20年后的今天，晋江上市企业已经完成了从1家到46家的“裂变”，并且这变化带来的影响几乎无所不在。

　　而直接引导推动这场裂变的晋江市政府，一直在根据当地社会经济发展进行着自我改革，并追求着改革的连续性和增量性，从不因领导人的变化而发生政策上的重大调整。用刘文儒的话说，一届为一届打基础，一年为一年添后劲，在“引路人”、“推车手”和“服务员”的三重角色定位中，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民营企业发展。

　　石墨烯来到晋江

　　——“不叫不到、随叫随到、说到做到、服务周到”的魅力

　　在晋江的经济格局中，有一个显著特点是“坚守实体”，按刘文儒的话说，这是晋江的“看家宝”。而在实体经济中，像华宇铮莹这样的民营企业可谓“十分天下有其九”，这也是晋江最大的特色。

　　多少年来，大力发展民营企业带动本地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是晋江政府和企业的共识。在全力为民营经济保驾护航中，当地政府始终秉持既不“越位”，又不“缺位”“错位”或“不到位”，在依法依规、不贪不占前提下，坦荡真诚同民营企业接触交往，大胆为企业发展松绑、为投资者增利，充分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用实践为“亲”“清”政商关系，提供一份值得反复回味的晋江样本。

　　石墨烯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已知材料中最薄、强度最大的材料，在材料学、微纳加工、能源、生物医学和药物传递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应用前景，被认为是一种未来革命性的神奇材料。

　　许志，是福建海峡石墨烯产业技术研究院的学术带头人。他说，石墨烯来到晋江既是偶然也是必然。

　　几年前，他带着项目去了国内的几座城市，但这些地方的领导对石墨烯的应用未来半信半疑并婉拒。当来到晋江，市领导听完他的介绍并获知国内应用还不多后当即拍板———干。

　　其实，晋江的创业环境和雄厚的工业基础也吸引了许志。

　　2017年的一个晚上，已经10点多了，许志电话突然响起，来电的居然是晋江市长。“他让我和他一起去见菲律宾的大使，准备把我的研究成果推广到菲律宾。”徐志有点不可思议地说。

　　更让他感动的是，项目落户不到一年时间，晋江市政府就“说到做到”，向他兑现了各项承诺，如200万元的科研启动资金、80万元的购房补贴，还有每月1万元的工资补贴，甚至，还帮他这位美籍华人办了医保。“我现在已经在晋江安了家，还把父母也接过来了。”许志高兴地介绍说。

　　“说到做到”，这是晋江企业家们接受采访时，对地方政府评价使用最多的一个词。而与之并列的其实是“不叫不到、随叫随到、说到做到、服务周到”这十六个字。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王春光关注研究“晋江经验”长达30年，在他看来，地方政府对民营企业一以贯之的支持和引导，说明他们对晋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基本经验和做法有着高度共识，也说明他们在决策中对企业、社会的要求给予了充分考虑、尊重和回应。

　　作为“成效”亦或算是一种“回应”，践行“晋江经验”17年来，晋江各类市场活力被全面激发。目前全市市场主体超过16万户，产值超亿元企业达822家，并形成纺织服装、制鞋两个超千亿元和食品饮料等5个超百亿元产业集群。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龙头企业无论如何“声名远播”，却都把称之为“根”的总部，留在了晋江这片芳华之地。

　　从“进法院”到“上茶桌”

　　———“有所为而有所不为”的魔力

　　在找“市场”还是找“市长”的经典问题中，苏成喻还没来得及找，问题就解决了；李春兴只顾找“市场”，“市长”却主动找上门来；许志找“市长”，也找到了“市场”。在晋江陈埭，这里还有另外一种选择。

　　“你的塑料米质量有问题，做出的鞋子泛黄，我凭什么要收货？”“给你们供货1年多了，现在才说不符合要求，你们这纯粹是找借口想吞我的货款。”陈埭商会二楼会议室里，某鞋业公司负责人和供货商两人正吵得剑拔弩张，根本顾不上喝茶。

　　陈埭其实是晋江排名第一的经济大镇，也是福建省首个“亿元镇”。这里是全国最大的休闲运动鞋制造基地，全镇各类企业达4000多家。然而繁荣背后，也有隐忧，随着企业和产业逐渐做大做强，经贸往来日益频繁，贸易摩擦在所难免。

　　有摩擦时，陈埭商会常务副会长李海庭经常被拉去“评评理”。“说白了，去了法院，就有输有赢。大家都在这个市场上做生意，之前也都是合作伙伴或者朋友，不到万不得已都不愿意‘撕破脸’。”李海庭解释说。

　　其实“塑料米”这桩典型的质量纠纷，此前双方已经闹到法院，但难点在于，“塑料米”目前还没有明确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负责审理的法官也吃不准。

　　李海庭是当地鞋业颇有声望的企业家，他一开口，双方都不吭声了。“你们成交的那一年，塑料米的价格基本在每吨1万元到5000元之间。你用每吨6000元的价格能买到什么品级的塑料米，应该心里有数吧？”李海庭对一方说，然后又转向另一方，“合格的塑料米耐黄变色牢度是4.0，你的色牢度只有3.6，出现黄变，能说你没责任？按行规，可以扣掉你1/4的货款。”

　　最后，双方顺利达成调解协议，鞋业公司分批支付给供货商剩余货款115万元。

　　当三双手握在一起，三个人终于可以坐下来真正地“喝喝茶”时，最高兴的莫过于李海庭。此时，既是企业家又是商会副会长的李海庭，其实还有第三个“正式”身份——陈埭商会商务调解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2010年12月，在地方有关部门的支持下，陈埭商会吸收传统调解文化、借鉴现代调解经验，主动融入社会管理创新，挂牌成立全国首个在商务领域开展调解工作的专业机构——陈埭商会商务人民调解委员会(下称“调委会”)，开启颇具地方特色的“茶桌调解”模式。

　　跟李海庭一样，调委会里的商事调解员也都来自当地纺织服装业、制鞋业等领域的行家里手，借助其业内经验、行业威望和社会地位，往往让调解工作迅速打开局面，提高了调解的精准性、服务性和成功率。

　　调委会成立后，更多的商事纠纷就是在这样的茶桌上“消化”掉了。截至目前，调委会共受理经济纠纷1562件，总金额约36亿元。

　　不仅如此，调委会在解决商事纠纷的同时，还发挥了改善和优化本行业发展环境的功效。2015年，泉州市政府出台了《关于促进纺织鞋服行业健康发展若干措施》，这件当年政府的“一号文件”，正是调委会在纺织鞋帽服装领域企业的频繁纠纷中，发现当中存在的联保风险、信贷风险和连锁风险等问题，而后着力推动政府出台了相应措施。

　　这是调委会的成员们所没有想到的，但这绝对是地方政府在“放权”给商会时，就已经在期待的效果。

　　“只要企业遇到发展上的困难，我们一定穷尽所能帮他们。如果这些问题是我们帮不了的，那我们也会拍拍他的肩膀，真诚地道一声，加油！”对于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刘文儒说出这样一句掏心窝的话。

　　(记者 杨伟伟 包松娅 王惠兵 人民政协网记者 宋宝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