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副刊署名文章：泉州这艘船

　　泉州宋代古船出土现场图片来源：泉州网

　　两艘船，一艘于风雨中沉没，而海上依旧白帆浩荡；另一艘，在辉煌中谢幕，海面上却从此帆影不再。白帆浩荡的幕后，是唐以来宋元朝廷保护海上通商贸易自由的开明政策；帆影不再的背景，是明朝严厉的海禁政策：“濒海居民不得私自出海通番”，泉州市舶司关闭，民间海船被强令改造成无法远洋航行的平头船，双桅海船被焚毁，民间造船、出海、市蕃货、用蕃货，一律绳之以重刑。民间航海贸易被迫停止。十三到十五世纪中国曾经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船、最大的港口城市、最优秀的水手和最有势力的海商，在朱元璋先后四次诏令“片板不许下海”的禁令下，这一切，宣告沉寂。

　　我们无法想象海禁两百年里，泉州人是怎样望洋兴叹无奈度日的。广阔的海面上，除了官方的船队外，中国海商的帆影已从海上消失，“每岁造舟通异域”的泉州已无可通异域之船。郑和身后，海上世界沧桑巨变。利益驱动与冒险情结，在西方地理大发现的光辉照耀之下，西方世界如潮水般一浪接一浪地冲击着中国海岸。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纷纷控制了东南亚的重要港口，西方船只在世界所有大洋中畅通无阻。明清之际，迫于压力几度开海又禁海的几番折腾过后，中国雄踞海上的机会，失而复得，得而复失。

　　1904年，郑和下西洋五百年后，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提请国人重新记起这位伟大的航海家，其中有骄傲，也有悲愤：西方现代化历史的起点上，有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而“我泰东大帝国，与彼并时而兴者，有一海上之巨人郑和在”，这是骄傲。然而还有悲愤：“及观郑君，则全世界历史上所号称航海伟人，能与并肩者，何其寡也。郑君之初航海，当哥伦布发见亚美利加以前六十余年，当维哥达嘉马发见印度新航路以前七十余年。顾何以哥氏、维氏之绩，能使全世界划然开一新纪元。而郑君之烈，随郑君之没以俱逝。”首开中西航海与现代化研究之比较研究的梁启超，带给后人沉重的历史追问，与短暂的骄傲相比，悲愤更刻骨铭心。

　　在泉州，这艘静泊的古船，每天都迎来如织的游人。远方的来客端详它，仰望它，泉州人热爱它，尊崇它，以它为骄傲，它几乎成了泉州这座城的化身。这艘船不仅记录着一段泉州人造船与航海的辉煌历史，也承载着作为使者的骄傲，寄托着泉州人新世纪续写远航梦想的新希冀。在这座有着1300多年历史的城市里，四百年尊荣，与船密不可分。这艘“船”的起锚与航行，扬帆与靠岸以至搁浅与沉没，与海有关，与风有关，与这片面向海洋的陆地有关，更与历史大潮中的人有关。

　　公元565年，印度名僧拘那罗陀在刺桐港九日山的延福寺，一边翻译着《金刚经》，一边等候季风，南航马来半岛。这件事被史学家当作泉州海外交通见诸文献的最早记载。刺桐港，即泉州的古称。那时，海船的出行和航程要凭借季风和洋流。秋冬之际吹北风，满载着中国陶瓷、丝绸和茶叶的船只，从刺桐港驶出；第二年的春夏之际吹南风，外面的商船又载着香料和药物进港。在宋代，每年海船往返季节，泉州太守都要率僚属到九日山，举行盛大的“冬遣舶、夏回舶”祈风祭海仪典，敬祭海神，向通远王祈求赐风，福佑商舶在海上往返畅行，顺风顺水。对于依赖风力航行的船舶而言，风，几乎决定了船的命运。祈风，是对大自然的敬畏，是对风的敬仰，是对不可抗的外力的深深祈愿。

　　今天的九日山上，可以看到十三方“祈风”石刻。据说泉州已恢复了这一古老的仪式，相信这隆重的仪典里有泉州人最深切的企盼。站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上，泉州，何尝不也是一艘船呢？

　　此文原载《人民日报》( 2016年06月20日2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