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者许集美

　　许集美出生于晋江安海，15岁入党，16岁担任养正中学支部书记。

　　他20岁出头，就是泉州地区党组织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开展群众运动和游击斗争。

　　他一边参与策反国民党三位少将，一边奔波为迎接大军入闽借来百两黄金作为军资。

　　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在晋江、泉州、福州、三明、莆田担任领导职务，为当地经济建设做了大量工作。

　　离休后，他对福建革命老区的经济社会建设发展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精力。

　　从小接受进步思想 15岁投身革命

　　1924年，许集美出生于安海农村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许经明是前清的秀才，很有学问，以教书为生，思想开明；哥哥许书纪是一名进步青年。从小就听哥哥讲党的革命故事，年幼的许集美敬佩不已。一颗革命的种子，悄然在他的心中种下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安海养正中学师生积极投身于民族救亡的运动。也是在这一时期，养正中学的革命火种开始点燃。中共地下党员邓家梁、林松龄到养正中学任教，不断在学生中传播进步思想。

　　在两位老师的推荐下，一直追求进步的许集美和黄竹禄、陈忠恒、黄攸建一同入了党。时值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次反共高潮之际，白色恐怖笼罩下，入党也意味着要冒生命危险。许集美生前在接受晋江市档案局和本报联合开办的《晋江口述档案》栏目采访时曾回忆说，当时，他们几个人自己动手画了一面红旗，在老师的宿舍里秘密举行了简单而庄严的入党宣誓仪式。从此，许集美将自己的一生投入到党和人民的事业之中。

　　许集美很早就显露出领导的才能。1939年底，林松龄离开养正中学后，许集美担任养正中学支部第二任书记，按照上级指示，积极从事学生运动，开展斗争。

　　　两天没吃没睡 晕倒在行军路上

　　解放战争时期，许集美是泉州地区党组织和游击战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国民党力量十分强大的泉州地区开展群众运动和游击战争，许集美多次面临生命危险。

　　抗日战争胜利后，许集美奉命进入厦门建立党组织，1946年4月任中共厦门市工委书记。党史研究者郑复龙曾写下许集美在厦门开展工作时的一次“遇险”经历。

　　一天夜里，许集美、朱义斌、郑种植、傅维葵、颜嘉祥等泉州中心县委领导班子和主要骨干在党内秘密联络站吴学诚家开会，研究如何恢复晋南地区活动和进一步开展厦门城市工作，会议一直开到下半夜才结束。会刚开完，许集美正坐在背对大门的桌前忙着写信部署任务，突然，5个身穿黑制服的警察杀气腾腾地举着上膛的盒子枪冲进门。许集美本能地避过警察的目光，把刚写到一半的信纸揉成团，迅速吞进肚里，吴学诚也亮出《中央日报》编辑身份，一场危机终于化解。

　　许集美从不叫苦叫累，但也有“熬不住”的时候。许集美文集《不改其乐》中写到一个细节，十分感人。那是1947年6月，闽浙赣游击队戴云纵队整编后没几天，便遇到敌军大规模的围困。许集美带领一支队伍艰难突击，他带着尖兵，走在队伍的前头。因为两天两夜没吃没睡，许集美胃病复发，痛得厉害，终于支持不住，晕倒在草地旁，急行军的战士们从他身边匆匆过去，都没有发现。戴云纵队直属支队副支队长高祖武发现了许集美，赶紧解下随身带的军用水壶，将他灌醒过来。担心自己影响队伍，许集美醒来后对高祖武说的第一句话是：“我实在走不动了，你要赶快带队伍找黄国璋同志，不要因为我而耽误了！”后来，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许集美和留在后面的几位同志终于突围。

　　许集美为了革命事业东奔西走，因工作原因常常经过老家安海桥头村，却几乎都是“过家门而不入”。

　　同是地下党组织负责人的许东汉曾撰文回忆，1947年9月9日，许集美在英林乡开会，突然收到驻安海的敌人将要进行大规模“清乡”的消息。许集美和其他两位同志从英林奔向内坑，桥头村是必经之路。他们一行人步行到桥头时已天黑，全部饥肠辘辘，疲惫不堪，因此前往许集美家中休息。

　　未料，次日凌晨三四时就遇到敌人前来抓捕。当时，有同志拿枪要冲出去，许集美一边说“大家要镇静沉着，不可莽撞，敌人人多势众，我们不能硬拼，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一边把几份文件和一枚晋南惠同安大同盟印章交代二嫂藏匿。安排妥当后，许集美等人摸黑从东边的小门悄悄走出，经过一片地瓜园，迎面横隔一条大沟渠，大家连衣泅水，又越过一条小溪，浑身湿漉漉地来到后蔡村的相思树林，终于到达安全地带。

　　敌人没有抓到人，就把许集美的父亲许经明和侄子许自然抓到了安海敌军驻所，后来，由于没有捞到什么把柄，才把人放了出来。

　　有关资料显示，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中共泉州县委已辖有晋江县工委、晋南同县工委、晋南永县工委、厦门工委、同安县工委、漳州工委、香港支部等组织。新中国成立后，泉州中心县委向党移交所属地下党员2232名(不包括所属的厦门市和屏州工委的党员数)、正规武装626人枪、脱产武装2647人枪，为党奉献了一份极其宝贵的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