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商“朋友圈”缘何频成官员仕途“终结者”

　　(中国网事·锐话题)政商“朋友圈”缘何频成官员仕途“终结者”——盘点那些毁于“朋友圈”的官员

　　新华网北京4月11日电  季建业受贿的1132万余元赃款中，90%来自于与他相识二十多年的三个“老友”；廖少华转战多地任职，湖南籍商人陈春章一直跟随其左右做生意，并先后向廖行贿394万元……梳理近年来多名落马官员的堕落轨迹不难发现，“朋友圈”正成为导致官员落马的一大“陷阱”。

　　究其原因，是一些官员在利益驱使下，在交往中失去了底线，不讲原则，将朋友关系变成了“礼尚往来”，为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埋下了隐患。专家建议，应进一步厘清权力边界，建构预防机制，净化畸形的官员“朋友圈”。

　　扒一扒落马官员的“朋友圈”

　　“在交往中失去了底线，不讲原则；失去了界线，不分彼此；失去了防线，不加防范。朋友关系变成了‘礼尚往来’。”南京市人民政府原市长季建业自我陈述时这样说。近年来，像季建业这样在与“朋友们”的交往中失去底线，将“朋友圈”演变为“腐败圈”，最终身陷囹圄的官员不在少数。

　　【长期合作】季建业受贿赃款的90%来自于他的“朋友圈”，有的“朋友”自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结识。伴随着季建业仕途升迁，这些“朋友”也一路相随，在他为官之地经商，为季建业在经济上提供帮助，而季建业则在商业项目上对他们予以照顾，形成利益链条。

　　贵州省委原常委、遵义市委原书记廖少华转战多地任职，湖南籍商人陈春章一直跟随其左右做生意。廖少华为陈的企业多个事项提供帮助和照顾，并先后10次收受陈给予的人民币共计394万元。

　　【家属搭桥】2014年9月24日，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涉嫌受贿案在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从起诉书看，对刘铁男绝大

　　部分的受贿指控中，其子刘德成都是主要的参与者，刘铁男97%的贿金通过儿子收受。

　　【攀亲带故】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教育局原党委副书记、副局长屈湘林被一名工程老板奉某认作“舅舅”，这名老板对屈湘林的服务可谓“无微不至”。2009年，屈湘林购买了私家车，办入户手续时，奉某主动帮其缴纳了购置税；同年11月，屈湘林的房子要改造，奉某免费为其安装铝合金窗，还免费赠送太阳能热水器、空调、电视机等。

　　而“舅舅”屈湘林也对奉某照顾有加，自2008年屈湘林分管县教育局计财、基建工作以来，奉某共承包教育系统工程项目50个，总金额达377万元，大部分未经过招投标程序。

　　畸形官商“朋友圈”百害而无一利

　　山东大学社会学教授王忠武认为，官商朋友往往并不只是“好朋友”那么简单。很多官商“朋友”实质上是“利益共同体”和权钱交易，官员需要的是商人的钱，商人则认准官员手里的权。在这样的“朋友圈”中，官员和商人更像是拴在一根利益绳上的蚂蚱，有福同享、有钱同贪。

　　畸形的官商“朋友圈”，百害而无一利，不仅给党员干部队伍形象造成了极大损害，而且容易滋生腐败，造成国家经济损失。分析人士指出，官商“朋友圈”最主要的一项功能，就是实现“圈里人”的利益交换，权力寻租。例如，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就曾多次为“朋友圈”中的矿老板非法获利提供帮助，致使国家财产损失接近19亿元。

　　此外，畸形的官商“朋友圈”还堵塞正常选人用人渠道。不少商人给官员输送非法利益，甚至资助官员买官，导致常规的选人用人机制失灵，买官卖官行为大行其道，而德才兼备者却无法获得应有的重用。

　　“官商共荣、权钱交易的生态已存在多年，制度缺失、监督不力是一个重要因素。”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畸形官商生态，首先是相关规章制度，如招投标法、土地招拍挂制度等，本身存在一些缺陷和漏洞。其次，一些领导干部的权力过大，缺乏有效制约和监督，存在“一言堂”现象。

　　专家：厘清权力边界净化畸形官商“朋友圈”

　　多位专家表示，净化畸形官商“朋友圈”需要有破有立。一方面，应加大反腐力度，形成持续威慑力。另一方面，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厘清权力边界，铲除权钱交易、官商勾结的土壤。

　　“构建官商关系新常态，必须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厘清权力边界。”汪玉凯说，大力反腐与深化党的制度建设改革相结合，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用制度管权、管钱，念好约束权力的“紧箍咒”，把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等公共资源交易，纳入规范化、法制化轨道，才能彻底铲除腐败土壤，从而净化畸形官商生态。

　　此外，净化畸形官商生态亟需健全完善“权力清单”与“负面清单”制度。“权力清单”厘清政府职能边界，将使政府更好发挥宏观调控作用；“负面清单”划定的企业经营边界，将使得企业行为更加自主规范。

　　规范官员和商人交友，从预防腐败角度出发，还有必要完善交往细则，界定工作交往范围，划定正常交友明确而具体的边界等，防止官商权钱交易。汪玉凯认为，目前官商交往还存在着很多界限不清的问题。而国外一些经验值得学习借鉴，例如韩国管控官员参加非正式聚会，英国则专门出台法律规范官员的交往。一系列规定规范了官员和商人的交往，使企业不敢与政府官员交往过密，而政府官员更不敢与企业过从甚密。

(记者 孙晓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