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犯罪外逃人员：隐身生活 潦倒度日

　　逃往国外的生活怎样？

　　遭陷害敲诈部分人生活潦倒

　　据公开报道显示，部分外逃人员的“跑路”生涯并不好过。大多外逃人员，为了躲避政府缉拿选择“隐身生活”，不与外界交流。

　　如杨秀珠出逃时，准备投靠一个自己对他有恩的人，但这个人在把杨一行安排在新加坡后，开始要钱，并威胁杨秀珠如果不给钱会举报她。杨秀珠于是带着一家四口，在远房亲戚的帮助下逃往美国。逃到美国后，她却遭遇了一场官司。万般无奈下，杨秀珠潜逃到荷兰，生活在一间发霉、滴水的地下室，绝望透顶。2005年，她在地下室被荷兰警察逮捕后，反而觉得平静、一身轻松。

　　此外另据报道，福建省福州市公安局原副局长王振忠，逃往美国后与情妇郝文花了一百多万美元在美国加州买了一幢别墅，开着一辆别克跑车。就在王振忠想在美国过有钱人生活时，以前在福州被他敲诈过的黑道人物，纷纷委托在美国的“福清帮”黑道向他追讨被敲诈的钱。遭敲诈后的王振忠为保护情妇独自生活，出门都要躲警察。连遇到昔日同在美国的老朋友，他都低头假装没看见。

　　2005年下半年，闷闷不乐的王振忠被检查出了肝癌。而这期间，他的情妇没来看望过他。2007年6月，在绝症中挣扎的王振忠临终前留下了一句话：一切都是报应。

　　外逃呈现出哪些趋势？

　　职务从高到低部门由热至冷

　　记者在梳理51个外逃案例中，发现出逃官员呈现出级别由高向低、部门由“热”向“冷”发展的特点。从1992年到2008年期间，多数外逃人员都是地方或部门的“一把手”，或是企业负责人。例如，2002年出逃的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卢万里、2002年出逃澳大利亚的云南省原省委书记高严、2001年出逃美国的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余振东。他们的级别都比较高，且所在部门大都是比较热门的行业。

　　相对于高级官员，地方基层干部出入境管控相对宽松，从2008年至2014年，外逃官员的级别呈现从高向低的走势。

　　此外，外逃官员所在的部门也由“热”向“冷”变化。例如，2010年，时任广州市花都区畜牧兽医局局长的刘荣福持护照去往美国至今未归。

　　2011年，时任鄱阳县财政局经济建设股股长的李华波逃往新加坡；2013年，请病假的广州市花都区原政协主席王雁威失踪等。

　　分析

　　部分地区收紧官员因私出国

　　京华时报：职务犯罪嫌疑人外逃的根本解决之道在哪儿，如何预防？

　　洪道德(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目前，关于我国的职务犯罪预警机制薄弱，打击力度不够。当前我国在认定某个官员是否构成违纪违法、职务犯罪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只能谈话，而不能采取强制性措施。政府要对证据不充分的官员进行监控，防止官员外逃的现象发生。

　　竹立家(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职务犯罪嫌疑人外逃的根本解决之道还是杜绝贪腐事件的发生，防止贪腐的事件发生就要让政府官员的个人信息公开化。近期，一些地区对领导干部因私出国进一步收紧，这些措施说明，国家在高调治理“裸官”。

　　京华时报：近年来，职务犯罪嫌疑人外逃向所谓的“小鱼小虾”蔓延，这是为什么？

　　竹立家：这说明目前，我们国家对官员的限制已经细化，但还没有具体到基层人员，很多政府部门的“一把手”都感觉到了中国有腐必反的决心。随着我们国家的追讨缉拿网络的铺开和法律法规等相关制度的完善，外逃人员最终将无处可逃。

　　京华时报：为何职务犯罪嫌疑人逃往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人数众多？

　　洪道德：从美国来看，贪官们往往将在国内非法攫取的巨额财产一并带到美国，如第一时间配合中国缉拿嫌犯返回赃款赃物，将会失去很多财富；引渡、遣返贪腐嫌犯，不仅受制于中美两国的司法制度，而且常常受到两国关系的影响。中美之间没有引渡条约，对贪腐嫌犯只有遣返和劝返。

　　遣返不易，劝返更难，其结果是逃亡美国的贪腐官员鲜有回国受审的。因此，贪腐官员喜欢逃往美国、澳大利亚等西方主要国家。

　　京华时报：仅仅两天前，“海外追赃第一案”刚刚落锤，对于职务犯罪嫌疑人的海外追赃为何如此难？

　　洪道德：在新刑诉法出台之前，一直到2012年，我国都没有专门针对财产的没收程序，既不能通过缺席审判没收非法所得，也没有直接没收非法所得的特别程序，导致嫌犯抓不回来，财产也追不回来。

　　京华时报：为何贪官们往往将香港作为中转站？

　　洪道德：之所以有很多外逃人员逃往香港，因为香港是个免签港，香港和世界上很多国家、地区都是互免签证的，因此外逃人员从香港走没有法律上的障碍。竹立家表示，从香港出逃是出境并不是出国，因此没有办法对外逃人员做出限制，也因此从香港外逃的贪腐人员较多。

　　京华时报：缉拿外逃贪官目前还存在哪些问题？

　　洪道德：外逃人员引渡回国是否会减刑，与是从哪个国家引渡回来有很大的关系。通常，对于没有废除死刑的国家，中国大都是运用引渡制度中的量刑承诺，承诺回国后量刑会减轻。对于废除死刑的国家，中国会承诺不判死刑。从这两个角度上来说，外逃人员量刑适当地减轻了。

　　京华时报：职务犯罪嫌疑人外逃是否意味着能避免打击？

　　竹立家：贪官外逃也并不意味着真正找到了避风港，最大的风险是，外逃人员逃往的目的地是否会接受他，外逃人员的手续是否合法，和中国有没有签订引渡条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