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非"家庭陷户籍壁垒 退回内地比挤进香港还难

2013年5月，在儿子多多当了近6年香港人后，来自湖北的梁楠和丈夫张侃，决定撤回原点——— 让孩子做回内地人。这意味着，他们不用再挤在香港狭窄的出租屋，也不用为高昂的生活费焦虑，更不用忍受“北佬”的污蔑。他们将在深圳一套160多平方米的公寓内开始新生活。

仅仅在两三年前，梁楠的这个想法是不可思议的。“让孩子成为香港人”曾是众多冒着生命危险“冲关”生产的“双非”家庭(夫妻均非香港居民)动力源泉。至今，“双非”婴儿数量已超过20万。长期以来，这些极富冒险精神的父母认为，在经济更为发达的香港，他们的孩子能获得更优质的教育和更丰厚的福利，从而有更光明的前途。

2012年以来，随着“蝗虫论”等事件的爆发，陆港民间矛盾进一步激化，在港“双非”家庭再一次成为众矢之的，这些新移民被丑化成资源抢夺者。一股试图由香港退回内地的“离港潮”由此酝酿。2013年3月，香港入境处表示，该处接到多宗“双非”父母“如何取消子女的香港永久居留身份，以取得内地户口”的求助。

香港媒体在一则名为《离港力》的报道中描述这些父母的困境———“我不想做香港人，可以吗？”事与愿违的是，他们都与梁楠一样，发现退回内地比当年挤进香港还要艰难。

梦想渐成鸡肋

“能接受怎样的教育，问题不在于是否港籍，归根结底还是钱。”

6年前到香港“闯关”(临盆前冲产房)生子的记忆，仍时常在梁楠脑中蹿出来。混乱的脚步、人声，救护车的鸣笛，邻床的呻吟，偶尔交错南腔北调的普通话，还有新生儿此起彼伏的哭声。她甚至记得接过丈夫排队等号两小时办好的婴儿出生纸时，纸张划过指尖的声音。

在过去十多年里，数以万计的“双非孕妇”都前仆后继地进行着这种玩命的冒险。就在2013年3月，一位怀有双胞胎的内地孕妇冲进香港浸会医院急症室，羊水已穿且胎水浑浊，一胎头向上，另一胎头向下。

穿越了生死线并诞下一个健康的男婴后，原本是职业女性的梁楠2010年辞职做全职陪读妈妈。她目标很简单：让孩子读香港最好的学校。

很快，她发现这“并不简单”。她为孩子选了一所位于港岛的幼稚园，以便“更易升入优质中小学”，但代价是每年10万港币的学费和每月至少4万港币的花销。作为内地普通中产，梁楠渐感入不敷出。

梁楠还发现，香港的最好教育多在国际学校，这些学校大多拒收“双非”儿童，除非买校债。“那也就是说，能接受怎样的教育，问题不在于是否港籍，归根结底还是钱。”梁楠说。“双非”孩子激增让香港不堪重负。2012年，据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数据，和多多一样3岁左右的“双非”儿童由2003年的709人升至2.98万人，9年间激增41倍。学位紧张等负面效应凸显，陆港冲突不断升级，“蝗虫”事件成标志性高峰。

排外思想正在抬头。香港人在本地论坛发帖“面对内地人不断蚕食、鲸吞，来生不做香港人”，一个国际社交网络中号召“反对内地孕妇来港产子”的页面也获11万香港人响应。

在喧闹的2012年，梁楠被一本叫《劏房小孩》(劏房：房中房)的“双非儿”自传感动得落泪。作者乐仔是来自广东清远的第一代“双非”儿童。他在书中倾诉了成长之路上挥之不去的卑微感——— 他害怕说话，担心口音；害怕坐车，坐错了也不知道怎么回来；害怕做事，怕“不懂规矩被别人用‘大陆仔’来标签”。由于生活的重负，他从未出过香港，最想去看看的远方是朝鲜。“不知道那里有没有歧视呢？”

梁楠联想到自己儿子的命运，感觉当初追求的一切逐渐成了鸡肋。一次多多在幼稚园被伙伴欺负了，他哭着回来问梁楠：“妈妈，我到底是哪里人？”

户籍壁垒和“夹肉饼”

上内地户口“必须放弃香港身份”，而香港居留权“一经拥有，永不丧失”

梁楠开始为孩子铺设“退路”——— 让孩子以港籍返回内地读书。新难题却接踵而至。2012年9月，深圳市落实公立小学不收港澳生的政策，向“双非”儿童关闭大门。私立学校的学位由此变得供不应求。“录取小学生的比例是10∶1，比高考还难。”一位李姓妈妈说。她还在深圳一所私立学校见过六七岁的孩子们手持各种奖状证书排队面试，深感残酷。

2013年5月25日一场深港跨境学童论坛现场，多位“双非”父母表示：“以往‘双非’孩子上公立学校，交‘赞助费’就可以，现在不行了，外籍或台湾籍孩子却可以。”

梁楠感到意外，她没有想到，阻拦儿子上内地学校的壁垒，竟是曾引以为豪的香港身份。这个曾经拼命追求的东西竟成累赘，有人在论坛里吐槽———“就像烫手山芋，食之无味，弃之不得”。“那就彻底退出(港籍)吧。”梁楠打算。但事情却变得更复杂，由于陆港两地实行不同的户籍制度。根据内地相关条例，一个自然人只能在一个地方登记为常住人口，即居港权与内地户口不可兼有，一定要放弃其一。

梁楠前往派出所咨询，被告知要为孩子上户口“必须放弃香港身份”。香港入境事务处的答复是：香港居留权的原则是“一经拥有，永不丧失”，“香港现行法例并无放弃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的条款”。

这成为一个难解的悖论。在香港，公民身份的确立实行“落地原则”，只要一出生就自然拥有且很难自由放弃，但内地的户籍制度又执行单一户籍原则，将这些“双非”家庭推进两难的境地。“我们是真正的‘夹肉饼’。”另一位家长在论坛中感叹。处于两地夹缝的“灰色地带”，“双非”父母只得铤而走险——— 既然需要内地户口，与之冲突的香港身份又无法放弃，为了孩子，“不如兼得鱼和熊掌，不择手段让二者并存吧。”

世界最严户籍制度

连著名影星成龙的儿子房祖名，经过多年尝试也很难由美国国籍加入中国国籍

越来越多的家长和梁楠不约而同地产生同样的想法。在“深圳房网”、“生儿育女社区”、“眼界网香港生子版”几大论坛中，“双非”家长们无时无刻不在热烈讨论。只是情况已悄然发生变化。

以前，“香港生子攻略”、“赴港生产日记”等议题炙手可热，不少像梁楠一样抱着“香港梦”的主妇也一度从这里获取动力。如今，她却发现另一些议题在悄然“升温”：有没有人后悔去香港，如何给孩子上内地户口，如何放弃香港身份等。即便是探讨择校问题，家长们也绕不开对户籍议题展开一番辩论。

给儿子上内地户籍成为梁楠一家最大的问题。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梁楠的新方案迅速“出台”：第一招是买房落户，到深圳或京津地区。经过查询，梁楠发现，执行多年的购房入户政策深圳自2012年已停止执行。

随后，梁楠打听到，天津有允许港籍人士全款买房给予“蓝印户口”的政策，她和丈夫都很兴奋。丈夫张侃准备“咬咬牙买房，全家搬到天津”时，附加条件又如一盆冷水泼下来：限十八岁以上港人入户，“双非”孩童不可以。

经过案头研究，梁楠发现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依据相关规定，港澳同胞要求回内地定居的可事先提出申请，获准后可办理常住户口手续。然而这个条例主要“面向农村，面向小城镇”和“年老在外无依靠”。梁楠想了想，问：“年幼在外无依靠行吗？”答复是：“不行。”

当梁楠快要绝望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她被告知“失去香港永居身份的唯一可能，便是失去中国国籍”，她仿佛看到最后的希望。她开始转向移民中介。一条极其“烧钱”，且更为“魔幻”的路径铺在她面前。

中介小姐给梁楠的建议是：作为“香港中国人”的多多要想变回“内地中国人”，可以先移民到肯尼亚、厄瓜多尔，或者菲律宾这些国家，运气好的话，取得这一国证件的同时，她向香港政府申报儿子的国籍变更。这时，成为异国公民一定时间后，多多就可以申请“移民”中国内地。从原点到原点，等于兜了半个地球。

然而，让她崩溃的是，就算这样兜了一大圈的“曲线”也可能无济于事。中国实行的是世界上最严格的户籍制度，不要说普通人，连著名影星成龙的儿子房祖名，经过多年尝试也很难由美国国籍加入中国国籍。成龙因此曾在电视节目中感叹“原来中国国籍是世上最难入的”。

隐形的孩子

尝试遍了，剩下最后一招——— 造一个虚假的内地身份：改年龄，改名字，以及一个非香港出生的“出生证”

经历了各种折腾后，梁楠被同样是“双非”妈妈的朋友许乔兰称之“已经疯了”。“好不容易得来的香港身份，为什么要放掉？”

尝试遍了，剩下最后一招，是梁楠最不想用，也可能最逼不得已的方案——— 造一个“隐形的孩子”。事实上是给多多造一个虚假的内地身份：改年龄，改名字，以及一个非香港出生的“出生证”。这个证的获得有两个途径：一个是用关系和钱找医院开，另一个是找造假证的。

这与许多同样一筹莫展的“双非”家长不谋而合。有家长甚至在论坛中讨论具体的操作细节，他们形容为“一颗红心，两手准备”。一旦出生证被查出问题，对策也被想好了——— 顶多是做一遍亲子鉴定，父母是真父母，孩子也是真孩子，“即便查了也没问题”。

有着良好教育背景的梁楠时常为这个做法感到不安。“我不是为了投机，为什么要去取巧？”“当初不断逼自己去香港生，不就是想给孩子一个公正、美好的未来吗？以后怎么和孩子解释这一切呢？”

这个最后的方法，即使能成功为孩子入户，也不得不时刻面对那个“不存在的老二”的问题。不断有父母提出后续疑问：一直用内地身份读书的孩子，未来想重新启动自己的香港身份申请留学的话———后者岂不是成了履历完全空白的“文盲”？是否会被要求为这个“不存在的孩子”缴纳计划生育罚款？有一天被查出孩子的双重身份，难道要为其中一个身份开“死亡证明”？那么，拿什么来证明唯一的孩子“死了”又“活着”？

虽然这些“问题”并不会被纳入香港特区政府应对“双非”议题的考量，一位家长却提出“问题”背后的假想：现存“双非”儿童近二十万，假如一半的父母都为其办理这样的“第二套身份”，2020年人口普查时中国岂不会因此多出十万并不存在的“虚拟人口”？

(应受访者要求，部分人名为化名。)

延伸阅读

陆港户籍壁垒从哪里来

考虑到赴港生子需要付出的高额代价，“双非”在某种程度上是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的体现，通常代表了中等或中上社会阶层。对于这些“双非”父母来说，入户内地并非无奈之举，而是一场为孩子的未来做好两手准备的长远谋划。

“想把两边的好处都占到，是他们最基本的一种心理。”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祝捷说。这些父母期待“鱼和熊掌”能够兼得，却吃了内地的“闭门羹”。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之下，内地和香港实行着两套不同且相互独立的身份管理制度。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香港居民虽是中国籍，但只是法理意义上的，实际操作中，香港身份的中国籍与内地身份的中国籍，意义显然不一样，具有“国家或地区身份性质”上的差异。一些地方政府正是以此为依据，拒绝“双非”儿童入户。

“这里面也包含历史遗留问题。”祝捷认为，这是同一个国家之内，两个实行不同制度的地区之间的差异。“你不能既是这儿的人，又是那儿的人。”更何况“双重身份”有损公平，“你已经享受了香港的福利，如果再给你一个内地身份让你去享受内地的福利，这就不合理了”。

“他们的问题是‘我没占到便宜’，而不是‘我受到了侵害’。”祝捷说，“双非”家庭要为自己当初的选择承担后果。

相关链接

部分“双非”儿童被迫上半日制小学

比深圳幼儿园学童早起两小时，5岁的婷婷凌晨5点就起床上学。她胸前挂了一个小包，里面装有香港发出的回港证，广东省公安厅发出的边境特别通行证、跨境学童证，还有香港天水围可瑞幼稚园的班级信息。婷婷是内地“双非”父母在香港生的孩子，拥有香港居民身份，可享受香港教育。从两岁零10个月开始，婷婷已经跨境到香港的幼稚园上学3年。

深圳福田口岸附近大型楼盘皇御苑，跨境学童上车集合点。早晨6点多开始已有多名保姆、家长牵着几岁大的孩子等候在门口。10多分钟内，挂着叶太、莲姨招牌的深港跨境学童校车开到，家长把孩子往车上一推，车上的保姆将孩子手一拉，车就关上门离开。

7点多，深圳各个关口迎来最早最庞大的过关群体。跨境学童排成十几米长的队伍，拖着手或拉着衣角。来自同一家跨境校车公司的多名保姆分别在队伍前中后的位置看管小孩。出入境大厅充满孩子的喧哗声。

从深圳集合点上车到到达关口，婷婷在保姆带领下穿过两个关口。出香港关后，婷婷换乘香港牌照大巴前往学校。有些学童更需要中途下车，再换一辆汽车才能到学校。

为了第二天早起上学，婷婷需要在每晚9点钟入睡。不过，由于路途困顿，婷婷有好几次还是在车上睡着了。

部分“双非”家长则被迫为孩子申请半日制小学。半日制小学上午上学时间为9点到中午12点，回程一个半小时，孩子需要饿着肚子回家。而下午上学的由于1点钟必须到校，孩子中午11点就要出门，这意味着午饭时间提前到10点。

各方声音

深圳妇儿心理健康专家张小梨：

孩子在两种社会难找平衡点

深圳市妇女儿童心理健康服务中心主任张小梨认为，“双非”家庭的孩子在香港上学，与其他同学相处，孩子心理上自然会出现一些比较和落差，“我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的想法对孩子的成长会起到不好的影响，对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树立勇气、增强自信心等方面都会有负作用。“客观说，香港地区民众文化素养较高，出现‘排外’的情况即便有也是极个别现象。但毕竟地区差异存在，社会背景和人文环境区别不小，孩子反复在这两种社会里学习生活很难找到平衡点，严重时甚至其特有的‘模仿’天性都会被打乱，自我塑造的结果并不理想，这样的童年，你能说它是无忧无虑的吗？”张小梨说。

香港资深政策评论员朱家健：

“双非”家庭也可以先苦后甜

“‘双非’政策被叫停，从心理上会让很多港人高兴，因为从教育、医疗等社会福利来看，香港的资源也很有限，‘双非’儿童的大量涌入难免会摊薄这些资源，增加港人竞争压力。另一方面，‘双非’儿童这个群体是香港政策框架的产物，既然容许他们出现，香港社会就要做好接纳吸收他们的准备，而开放包容正是香港特有的优势，寻求解决这些孩子求学、问病面临的问题，香港政府责无旁贷，而这个群体在内地本身很多就是精英家庭，孩子们长大后如果回归，一定会给老龄化问题突出的香港社会带来一股新鲜的活力，也承载起香港明天的希望。”香港资深政策评论员朱家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从读书开始，“双非”儿童就开始承受着大于常人的压力，也更好地磨练着他们自立的能力，目前的困难都应该是暂时的。如果香港政府有所识，有所为，关注这个群体，以政策为导向，社会团体积极参与，帮助他们尽快融入香港，那么“双非”家庭也可以先苦后甜。

“双非港童”家长、网友“东北香瓜”：

双城生活路长愁更多

这些被贴上“标签”的“双非”儿童是一个特殊群体，他们中最大的现在也只不过10岁出头，从出生开始，就注定要比别人承受更多的辛苦与不易，受到异样眼光看待，已经不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成年后还要面对学业求职、组建家庭等诸多问题。如果回到香港，他们的语言和生活压力远远高于同龄人；不回香港选择在内地生活，他们的港人身份又毫无优势可言，反倒增加了不少生活成本。这种困惑已经开始让相当一部分“双非”父母感到压力重重，开始后悔当初的决定，后“双非”时代的双城生活，难免路长愁更多。 综合《保定晚报》、《经济观察报》、《晶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