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海洋文化嘉年华活动特刊丨闽南侨批与海上金融之路

2013年6月侨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享有“海邦剩馥”“侨史敦煌”“海上票号”等美誉。侨批档案即指侨批及与之相关联的信件、账册、票据、广告、匾额、印章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侨批是近现代闽粤侨乡最具特色的民间草根文献，其独特金融属性对研究华南区域对外货币金融史颇具学术价值。侨批运作包含了汇水、物价、金融邮政机构、金融中转地、海内外金融监管等海量货币金融历史信息。

学界最初因侨汇关注侨批，主要研究侨汇规模、成因、用途、机构、逃避限制及治理等内容。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一体化、中国金融市场化改革再次推动侨批金融属性研究。日本学者滨下武志、山岸猛等基于亚洲经济圈构建历史和闽粤侨乡田野调查，深入讨论侨批与亚洲金融贸易体系之间存在的内在共生关系。侨批业网络经营对我国原始金融市场萌生发展独具作用，成为我国现代金融发展的先驱力量。

货币元素是侨批核心组成部分，“元”“银”“圆”是侨批档案出现频次最高的文字。清末民初时期闽南侨批货币称谓大量包含“佛银”“鹰洋”“龙银”“银”等外来银元，二战后国际金银价格频繁波动，《美国白银购买法案》等事件深刻影响了国民政府法币改革，侨批货币称谓也由此改变为“法币”“国币”“银元券”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侨批汇款从港币到人民币，充分体现了新中国有力开展货币斗争和捍卫金融主权的历程。侨批汇款币种信息充分保留着我国货币历史沿革印记，综合反映了清代以来与中国沿海地区贸易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货币金融发展轮廓，生动折射出近现代闽南地区货币流通的变迁历程。货币金融元素是侨批档案核心构成，对研究我国近现代货币金融发展演变极具珍贵史料价值，有助于加大推进马克思主义国际货币金融理论同侨批文化和海丝文化有机结合，筑牢海内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造富有闽南特色的当代中国货币金融发展体系。

18世纪，吧城（今印尼雅加达）华人档案《公案簿》中记载：1788年11月12日拜三（星期三）公案：摇振前对买檀香来吧（吧城）钱30文，作批银托带回家（中国的家）。

1790年6月2日拜三公案：钟应浩叫钟春长（双方均为广东梅县人，钟春长于1785年、1787年、1790年……来回家乡做生意的华商）。投词具禀：“晚于乾隆五十年（1785年）有花边银（西班牙银圆）70圆，交钟春长代带回家，供养老母。谁料他良心顿丧，在广东游玩……”

这些公案记载说明，在1785年以前荷属（印尼）吧城与广东侨乡之间已有银信往来。文中多处提及“批银”“带家信并银”“银信”等用词；“钱30文”“花边银”都是货币名称，“钱30文”为中国钱币，“花边银”指的是西班牙双柱双地球银币，从中可以了解到清中叶海内外货币流通情况以及银信递送货币类型，亦可窥见吧城华人社会民间汇兑及金融流动史实。

目前发现最早的侨批实物是咸丰戊午五月廿六（1858年7月6日）由住荷属东印度吧城温辛德寄信银2元给广东嘉应松口市的三兄天华。侨批为折合式信件，即侨批信简，信中还讲述了银元上海兑价较佳，说明当时各主要埠口货币汇兑存在差价。

△咸丰辛酉元月印尼巴城寄官路张社侨批信简

闽南侨批方面，漳州南风侨批馆收藏有一件咸丰辛酉年（1861年）8月9日印尼吧城曾祖琴寄给家乡官路张社弟弟曾祖泉的侨批。在外打拼的胞兄，给家中寄来15英元，“英元”即墨西哥银元，民间亦称“鹰洋”“英洋”，这是目前所发现的寄往闽南最早的侨批实物。

“水客”即帮助侨胞侨眷携带银信和回批的个人。水客时代，由于收寄地域大多为同村同社，收费也普通较高，加之个人信用局限，已无法满足侨批业务发展需求，侨批信局应运而生。闽南侨批局诞生于清末，繁荣于民国时期。

清同治十年（1871年），晋江安海人郑灶伯、郑贞伯兄弟在安海兴胜境（今中山北路）创办郑顺荣批馆，该信局是有文献记载的福建经营最早的侨批信局。郑贞伯、郑灶伯的父亲是清末驿站“走文书”的驿工，两兄弟受父亲影响，在家乡开设郑顺荣信局，经营泉州、安海、厦门一带的侨批业务。

△漳州流传天一信局总部建筑

早期信局还有清光绪三年（1877年）开设于厦门的黄日兴信局，创办人为永春人黄日兴。影响较大的有创办于1880年的“天一批郊”，创办人为漳州龙溪流传村旅菲华侨郭有品，鼎盛时期天一信局发展成为在国内外有30多家分支机构的大型民信局。此外，泉州王顺兴信局也是影响较大的一家信局，创办于1898年，在1930年至1935年间，王顺兴信局的银信含汇票业务量达100万元大银，为当年泉州侨批业翘楚。

△王顺兴信局

△经王顺兴信局递送的侨批

△1947年8月新加坡信通汇兑庄
转厦门正大信局侨批露封

正大信局是继天一信局后在闽南地区较具代表性的大型侨批信局，由龙溪人郭奕周于1928年创办，总部设于厦门。正大信局是一家综合兼有头、二、三盘业务的大型信局。鼎盛时期在国内设有分号31家、联号2家，共33家机构，在海外设有37家机构，营业网络覆盖今天的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等22个地区，构建了区域广泛的跨国侨批网络。

侨批局中也有一些为侨栈兼营侨批业务。据调查，20世纪初，厦门口岸就有客栈184家。厦门的新顺和、晋利，及稍后的连春、三春、捷顺安等信局，都由客栈发展而来。还有一部分水客为了招揽业务，自行在口岸设承转局，在内地设解付派送机构，并进一步扩大代理国外侨批业务。王顺兴、恒记、美南等信局就是由水客发展起来而设立。

民国初年到抗战前夕，是闽南侨批业最为繁荣的时期，厦门是闽南金融中心，是华侨出入的主要口岸和国际邮递口岸，闽南侨汇承转局多数设在厦门。据统计，民国元年（1912年）至民国九年（1920年）经厦门汇入的侨汇额每年在1700万元左右；民国十年（1921年）增至2000多万元，至民国二十年（1931年）、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达到顶峰，分别为8000万元和9000万元。

随着侨批业的发展，私营侨批业与国有邮政局之间竞争日趋激烈，民间私营侨批业开始受到政府遏制。1933年底国民政府交通部邮政总局指令，国内民信局于1934年底停止营业，而专营国外侨民银信及收寄侨民家属回批者，定名为批信局，准予通融继续营业，但不得兼收国内信件。经营海外业务的批信局因其服务的独特性与优越性，得以保留下来。

△1956年中国银行为合昌信局解付侨汇凭单

△1946年华侨银行侨批经营的批封 

1937年4月，泉州中国银行成立侨汇组，并由管辖行厦门中国银行承顶合昌信局牌照，招聘原锦昌信局（泉州最大的三盘派送信局，1937年元旦倒闭）信差，专门办理侨汇派送事宜，打破了国内侨批派送业务由私营信局独办的局面。而在海外，作为20世纪上半叶华资银行中最为重要的金融机构——华侨银行，在20世纪30-40年代也设立收信汇兑部，直接参与侨批经营。

1938年5月日军占领厦门后，截断华侨汇款，封锁华侨出入。此时厦门与华侨关系最紧密的客栈、船头行、信局等，要么倒闭，要么转移至鼓浪屿和泉州营业，还有小部分转移到石码。抗战期间，受战争影响，1938年全省侨批业减为67家，1940年又再减为50家左右，其中闽南地区所受影响最大，1940年仅有20余家。而具有银行背景的合昌信局及邮政储金汇业局的业务却有较大发展，1940年经收海外批信34万封，1941年达37万封，约占福建省进口批信的1/3。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交通恢复，海外侨胞纷纷寄信汇款回国，赡家侨汇激增，侨批业随之恢复并迅速发展。据福建省邮政管理局统计，1946年间，仅泉州计有20家头二盘信局，其分号及联号达683家，其中属国内的238家，属国外的445家。从抗日胜利至1946年底，仅晋江县侨批业累计经收侨汇达160.78亿元法币。这一时期侨批业最大的特点是进行金融投机，批信局收入来源不再以批信佣金为主，而是依靠金融投机获利，造成战后批信业畸形发展。1947-1948年，受通货膨胀影响，华侨寄信频繁，有的每隔几天便寄一封侨批，所以这段时间侨批数量也不少。

1949年以后，侨批业归属国家银行管理，而设有中国银行机构的侨区，则由中国银行管理。根据“便利侨汇”和“维护华侨正当权益的政策”，政府部门对侨批业采取“团结与管理”的方针。1950年1月福建省人民政府公布《福建省侨汇暂行处理办法》及《福建省管理侨汇业暂行办法》，对侨批业收汇实行给奖励金或手续费的办法，鼓励侨汇结售给国家银行。1950年1月，厦门首次登记核准营业的侨批局共86家，同年8月，全国归侨侨眷福利会议进一步明确“便利侨汇、服务侨胞”的政策方针，调整公私和私私关系，使侨批业成为国家银行的代理收汇行业。1972年，国务院文件通知取消国内私营侨批业，侨汇业务由银行接办，从业人员归口当地银行管理。1976年1月起，福建各地收汇局的机构和名称取消，人员归当地国家银行管理，侨批业务一律由银行接办，民间侨批业遂退出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