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厦门（五）丨“近平同志对我做人做事影响至深”

　　采访组：王局长您好，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时您是他的秘书，请介绍一下您到他身边工作的过程。

　　王太兴：我感觉自己是一个很幸运的人。1985年6月，市政府办公室主任林义恭同志通知我，近平同志即将来厦门担任副市长，让我做他的秘书。我在中学读书的时候，看《毛泽东选集》里有关西北战场的文章总提到习仲勋同志，而我知道习老是近平同志的父亲。得知这个消息，好像书本上的人和事一下子走到自己身边，感到有些不可思议。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刚刚到市政府办公室工作还不满一年，就能成为近平同志的秘书，确实没有想到。那个时候不能说心里没有忐忑，但还是很有信心地接受了组织上交给我的这项光荣任务。我当秘书那一年，不到31岁，近平同志比我大一岁。他来厦门报到那一天，我见到他时，看他脸微微有点红。他告诉我：“今天我过生日，喝了一点酒。”我这才知道，那一天刚好是他的生日。一开始，他住在厦门宾馆，后来搬去了图强路。以后每年到他生日这一天，我们几个人就会买点菜，到他家里做点饭，聚一下，为他庆祝生日。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当年给您留下怎样的印象？

　　 王太兴：我感觉他是一个很平民化的领导干部，没什么架子，很平易近人，也很贴近老百姓，是一个亲民的副市长。

　　工作中，他很注重深入群众开展调研。特别是他来厦门第一年，对这里的情况不是太熟悉，工作中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花在了调研上。第二年工作逐渐上了轨道，接手分管更多的部门，任务也逐渐加重，去现场协调的次数多了起来，到基层调研的时间才相对少了一些。近平同志在厦门开展的调研活动非常广泛，工业、农业、乡镇企业、民政、部队、乡村他都去过。当年亚洲湾大酒店所在地还是一个坑道，是对台前线，我曾经陪近平同志去这个前线坑道开展过调研。

　　当时交通不像现在这么方便，他对道路也不熟悉，为了开展调研，他还专门购买了一辆厦门自行车厂生产的“武夷”牌自行车，由他骑车带着我，到社区街道或者工厂去调研。在调研过程中，他也和普通老百姓一样，一坐下来，就把烟递过去，沟通一下感情，然后才进入正题。别人泡的茶，他也不管卫生不卫生，该喝的就喝。厦门的夏天比较闷热，群众看他工作辛苦，给他切一个西瓜，他也不管周围苍蝇围着嗡嗡飞，接过来就吃。近平同志没一点儿架子，根本看不出他是一个从京城里出来的高干子弟。

　　近平同志语言很亲切，让人听着非常舒服，就像毛主席说的“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他会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并根据说话对象调整自己的语言风格。场合需要的时候，他会引经据典。但平时跟群众以及跟我们工作人员在一起交流，他都是用贴近群众的朴素语言来交谈。

　　记得他刚来那一年，因为厦门岛内很多地方毁林采石，导致环境被破坏，开山后的石块大面积裸露，就好像一块块伤疤一样。当时的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也是我们厦门的老书记陆自奋同志看到这种情况非常着急，就在1985年底召集市人大、市政府的有关部门去现场调研，近平同志当时作为副市长也跟着一起去了。现场调研后，在1986年1月10日召开的厦门市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上，近平同志讲了话，既讲了人大如何来监督环境保护，也讲了政府如何主动接受监督。他说，非常感谢与会同志提出的许多宝贵意见。这些意见对政府改进各方面的工作，改进工作方法、工作作风，都有很大帮助。过去主动提请市人大审议的事项几乎没有，这点以后确实应改正。今后凡是法定要提请市人大审议的，再也不能不送或者忘了送。有些还应该主动地、积极地和人大通气、协商，欢迎进一步监督，更加全面地监督。他的这些话都讲到了与会人员的心坎里，大家觉得他说得很中肯，听着心里很舒服。他不仅在工作中平易近人，在生活中也是如此。在厦门工作期间，经常有同学好友来看望他。那个年代，厦门宾馆很少，只有厦门宾馆和鹭江宾馆这么两个，住宿比较紧张。近平同志经常让来厦门看望他的这些朋友住在自己家里。如果朋友想住宾馆，他都是自己来解决，从来不让公家买单。

　　采访组：请您介绍一下，习近平同志在厦门担任副市长期间，是如何开展各项工作的。

　　王太兴：近平同志在厦门期间担任副市长，他兢兢业业做好本职工作，没有越过权限，同时又有自己的创见，在职责范围内尽力发挥自身的才智和作用。

　　那时候，厦门刚刚成为特区，大家都一心一意发展工业、发展经济，市政府领导暂时没有安排专人分管农业。80年代我国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是农业发展最好的时期，近平同志当时就在市委常委会上主动请缨，提出他来分管农业。后来，他在厦门开展农业调研，推动了“三农”工作，得到广大农村干部的认可和支持。当时近平同志经常和我讨论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他从不人云亦云，对工作往往有独到的理解、独到的想法。有一次，我们聊到在中国当时经济形势下，工农业生产的“剪刀差”不断扩大的问题。近平同志认为，应该通过改革开放不断增强城市的综合能力，抑制“剪刀差”的继续扩大。现在来看，我们做到了第三、第二产业反哺农业，已经实现了近平同志当年的设想，已很少再提剪刀差了。但在当时，他的这种想法很超前，所以让我很震撼，说明他不仅关心广大农民的疾苦，也很有战略思维，那时候就能够从国家层面考虑问题。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时，您与他在工作上、生活上都有很多接触，他的为人处世和工作方法对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王太兴：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时，我在他身边服务，有幸亲眼目睹了他的工作和生活，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刻在我的脑子里，对我做人做事影响至深，也奠定了我以后的人生走向。

　　我是在近平同志关心下，于1987年12月12日入党的。受他的熏陶，我始终坚守对党的忠诚信仰，任何时候都没有发生动摇。

　　近平同志做事有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极为认真，从不敷衍塞责、马虎怠慢，更不空喊口号、说说而已。他做事之前一般都要做一些调研工作，提前想好能不能干，一旦决定了就一定要做好。这一点让我很受教育，也培养了我扎实细致的工作作风。

　　记得1987年初，市里在厦门宾馆会议厅第一次召开领导干部述职大会。那阵子近平同志工作特别繁忙，第二天就要述职了，他还没来得及写述职报告。头天晚上，他忙完工作，已经晚上10点了，把我叫到他家，由他口授，我用纸笔快速记录，就这样整理出一篇7000多字的述职报告。记得当时到凌晨两三点的时候，我实在坚持不住了，总犯困打盹，但他的精力却很充沛，将自己分管的计委、农委、体改委、协作办、民政局、市外办等各项工作，一条一条如数家珍地口授出来。写完以后，第二天他就拿着这份报告去述职，效果非常好。我想，如果不是平时工作扎实，有足够的积累，是很难做到对工作各个方面了如指掌的，也不可能用一个晚上就信手拈来，把那么多内容的述职报告整理出来。

　　近平同志总是坚持调研先行。1987年，市里开会讨论企业发行股票的事，他在会上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说：“这个事情现在不应该急着做，更不能盲目做，要进行充分的调研，论证清楚之后再做。”他的建议得到了与会同志的赞同，厦门企业1990年才开始发行第一支股票。事情一旦经过了充分的调研，他就大胆去干，从不畏首畏尾。从制定《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到为居委会干部提高工资待遇，都是在充分调研之后作出的正确决策。

　　近平同志严于律己，当时他工资都由我保管，从中开支，每个月除去买书、洗衣服、伙食费，还有看望老同志的费用，剩下的钱月底我再交给他。他自己从不铺张浪费，钱都用在再平常不过的日常开销上。他从来不跑不送，每次外出开会，会议间隙的多数时间是呆在房间里看书，从未借机拜访组织部或者相应主管局的领导，疏通关系。但在送礼这事上他也有例外，就是对待老干部。有一次，叶剑英同志的参谋、毛主席转战陕北时的“活地图”雷英夫中将来到厦门，近平同志就叮嘱我买点厦门特产——香蕉，去宾馆看望这位老同志。

　　近平同志不仅自己不送礼，也从不收礼。别人知道他的脾气，也不敢给他送东西。有一次，他在梁家河插队时的队长带了几罐自己腌制的桃子到厦门来看望他，近平同志说：“你们来就好了，还带这些干什么，快拿回去。”正是在近平同志影响下，我后来不论在什么岗位上工作，都一直自觉遵守干部廉洁自律的各项规定，对钱财物从不动心，从不利用公款交朋友、拉关系、搞小圈子。当时还有人说何必这样，好像我这样做就不正常似的。正是受近平同志的影响，我才有勇气和底气坚持这样做，没有随大流跟着走。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厦门后，您和他还有联系吗？

　　王太兴：1987年，我到新成立的湖里区担任办公室副主任。这个区刚成立，各方面工作都还没上轨道，近平同志希望我去啃这个“硬骨头”。后来，他离开宁德到福州工作期间，我去看望过他一次。那一次刚好赶上福州下暴雨，他在布置工作，我就在他办公室坐着等他。在那短短半个小时里，他先后给10个县委书记打了电话，叮嘱大家一定要去防汛一线察看汛情。后来他担任省委副书记时，我也去过两次。他很关心地问我工作上顺不顺利？有没有什么困难？我说：“没有，就是来看看你。”

　　随着近平同志后来工作越来越忙，我与他的联系也逐渐少了，但他的言传身教影响了我后半生，对我的政治信仰、工作作风乃至为人处世都起到了导航作用。这些年，我一直秉承着近平同志的教导做事。现在，我虽然退休了，但今后仍然要按近平同志的要求做人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