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厦门经济特区东渡码头集装箱码头(1985年摄)。新华社记者 顾新生 摄
勇于先行先试
探索推动一系列开创性改革举措
“不搞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就不能进步。”
——1987年6月8日，习近平在厦门市委常委会会议上的发言
1985年，国务院批准将厦门经济特区范围扩大到全岛。这年夏天，习近平风尘仆仆从河北南下赴厦履新，担任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时任厦门市体改委副主任朱丽水回忆，习近平到厦门后分管体制机制改革，直接领导推动了一系列棘手的改革探索。“放水养鱼”就是其中之一，激活了厦门港，也激活许多身处困境的国企。
到厦门不久，习近平高大的身影出现在东渡码头，迎海风极目远眺。他踱步走到桥吊旁，抬头望着这几十米高的大家伙，询问工作人员它们能吊多少货。这是厦门港仅有的两台桥吊，一个吊一年仅完成3.5万个标箱，香港同样的吊每年却能完成12万个。通过数次到现场调研，仔细听取企业干部员工意见，习近平把问题搞清楚了——运输能力不够，设施不完善，流程环节不配套，而政府没有更多的钱给企业完善设施。
微利或微亏，这不仅是厦门港务局的窘境，也是当时厦门绝大多数国企的难题。
这是厦门港象屿集装箱码头(2009年5月14日摄)。新华社记者 张国俊 摄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说，政府不要你们利润，你们赚来的钱，财政一分都不要，利润留给你们，但你们必须答应一条，赚了钱首先用来完善设施。”一位老港务人回忆当时一次会议的情景。
改革，因问题倒逼。厦门在全国率先出台税利分流措施，全市66家预算内国营工业企业实行税利分流、税后还贷，针对不同企业，采取不同上交比例。其核心目的是，除交税外，尽可能把红利留给企业发展生产。改革第一年，厦门港务局就赚了2000多万元，没几年赚了七亿多。
时任厦门市财政局党组书记沈丹回忆，习近平非常重视这项支持企业发展的利改税政策，事实也证明这项改革非常有效，国企得到迅速发展。
那时的厦门，怎么建经济特区，尚无经验可循。习近平此番到厦门来，“就是想尝试对改革的实践、对开放的实践”。他曾深情回忆说，“到经济特区工作，是我第一次走上市一级的领导岗位，第一次直接参与沿海发达地区的改革开放，第一次亲历城市的建设和管理。”“这三年是全面学习的过程，是一个非常艰苦、刻苦的学习过程，从中得到了历练。”
1986年，厦门被确定为全国第一批机构改革试点城市。习近平担任市金融体制改革、经济特区管理建设等领导机构负责人，牵头研究制定了推动经济特区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机构改革是一场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牵扯许多利益，难度与阻力巨大。”厦门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林朝晖说。
人们很快发现，平时谦逊随和的习近平，在改革问题上果断干脆、态度坚决。他在不同场合提出，“经济特区的任务就是改革，经济特区应改革而生，我们要承担起这个责任”。
一次市委常委会会议上，习近平说，“改革，先走一步有风险，但国家需要有人去趟路子，搞好了，为国家以后的改革提供经验，起纲举目张的作用”。
我国第一家中外合资银行——厦门国际银行1985年11月28日在厦门经济特区开业。新华社记者 黄兴泉 摄
朱丽水回忆，“当时的改革，只说是社会主义体制的自我完善，以什么为目标，要改到什么程度，没有明确答案。习近平同志明确提出，改革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行政机构改革是拆庙并庙，要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搞好对外商、基层、企事业的服务工作。所以，当时的方案力度很大，直接动刀，砍掉很多政府机构”。
1987年，厦门工业系统的8个专业局全部砍掉，在全国率先实行大部委制，简化企业审批、放权给企业。“这一刀下去，很多人哇哇叫，但就是要逼着大家解放思想尽快上路，融入市场经济。”市体改委同志回忆道。
推动厦门实现计划单列，为厦门长远发展争取有利条件；在全国首次提出“小政府、大社会”原则，建立精简、高效、廉洁、团结的政府；推动金融机构企业化经营，成立华侨投资公司和地方保险机构，建立厦门外汇调剂中心……习近平在厦门推动的一系列大胆改革，许多思路和举措在全国具有开创性和前瞻性，为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注入磅礴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