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人”局长退休四年后被查处 厦门市工商局原局长王和平违纪案例剖析

　　“我犯罪的过程充分说明自己忘了初心、丢了党性，忘了正确使用手中的权力，却用权力为自己谋私利。”2017年4月28日，站在法庭被告人席上的原厦门市工商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和平，对自己犯下的罪行深深忏悔。

　　王和平曾是厦门工商系统的“能人”局长，他的落马让许多人感到突然和震惊。但翻看王和平案厚厚的案卷材料，不难发现他在任职期间，不少违纪违法行为早已给自己埋下了“定时炸弹”。他在退休4年多后被查处，恰恰说明退休不是贪腐官员的护身符，要真正地安全着陆，就必须严于律己，洁身自好。

　　一言堂

　　缺席廉政教育缺乏民主监督

　　●忏悔: “理想信念发生了偏差，把廉政教育当成了‘包袱’，经常以工作忙、会议多为由，不参加局里组织的廉政教育，没有真正做到警钟长鸣，所以思想也容易被腐蚀……民主生活会流于形式，对成绩自我夸奖，对问题不痛不痒，不敢批评别人，也没有其他同志批评自己，讲大话空话多，缺少了同志间的相互监督，成了‘一言堂’。”

　　仕途顺利开始飘飘然

　　1994年5月，43岁的副师级军转干部王和平被任命为原厦门市工商局副局长、党组成员。他角色转变快，工作作风大胆泼辣，4年后即被提拔为市工商局局长，成为副厅级领导干部。一位了解内情的办案人员介绍说:“他转业起点高，仕途顺利，基本没有遇到过阻力。”

　　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头绪繁杂，王和平在这个舞台充分展现了自己的能力素质，得到各方认可。原工商局的一位处级干部这样评价王和平:“他是典型的‘能人’局长，在他担任局长的十多年时间里，工商业务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干部职级也解决得很好，他个人的威信不断提升，大家都对他佩服得很。”

　　然而，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王和平在成绩面前开始有些沾沾自喜，慢慢放松了理论学习和世界观改造，作风也开始变得越来越“霸道”。反思自己的蜕变过程，王和平沉痛地说:“理想信念发生了偏差，把廉政教育当成了‘包袱’，经常以工作忙、会议多为由，不参加局里组织的廉政教育，没有真正做到警钟长鸣，所以思想也容易被腐蚀……民主生活会流于形式，对成绩自我夸奖，对问题不痛不痒，不敢批评别人，也没有其他同志批评自己，讲大话空话多，缺少了同志间的相互监督，成了‘一言堂’。”

　　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一个人在一帆风顺、志得意满、唯我独尊的时候，往往容易自我膨胀，迷失方向。游某就是抓住了王和平爱听好话的软肋。在龙岩工作的游某因长期和爱人两地分居，一直想来厦门与爱人团聚，可苦于调动无门。2003年的一天，游某通过关系找到王和平，竭尽奉承之能事，说得王和平飘飘然，当场答应帮忙。人事工作有严格的程序和纪律要求，但王和平说一不二，没人敢反对。几个月之后，游某顺利调入原厦门市工商局下属的某事业单位。游某因此对王和平感恩戴德，2004年的一天，得知王父因病住院，连忙赶去探望，并在病房送给他2万美元。王和平顺手收下了。这是王和平第一次利用职权帮助他人调动工作并收取“感谢费”，但他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反而觉得这是游某对他的“尊重”。

　　在重大节日收受购物卡红包

　　心不廉则无所不取，心无防则无所不为。这种所谓被“尊重”的欲望，让王和平在违纪违法的路子上越走越远。此后，王和平在中秋、春节等重大节日收受购物卡、红包成了家常便饭，金额从数千元到数万元不等，送礼金的除了他业务范围内的关系企业，还有工商系统的下属。

　　上行下效，厦门工商系统曾经一度弥漫着严重的“送礼风”，并且愈演愈烈，政治生态遭到严重破坏。王和平对此不是不知道:“有一段时间逢年过节下级都会到机关拜年送购物卡和红包，自己也收了下级和企业的礼金，在党的民主生活会上，如果自己敢于自我剖析也要求党组一班人立下规矩、定出措施，不能收受购物卡和礼金，从我做起，从小事、点滴的问题抓起，自己和一些下属也不至于会违法犯罪。”

　　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厦门市工商系统工作人员违纪违法问题不断被暴露出来。2015年以来，原厦门市工商局还有4名班子成员和6名中层干部因违反廉洁纪律和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受到党政纪处分，其中6人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在社会上造成严重不良影响。“对部分干部的违纪违法问题处理上，他也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当时很多人都以为他是在救干部，其实是在害干部。”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工商系统工作人员这样说。

　　打招呼

　　为了哥们义气无视组织纪律

　　●忏悔: “我之所以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也是因为自己党性观念差，在金钱面前失去了原则。一些朋友经常和我打扑克、打高尔夫球，所以经常为了‘哥们义气’越过组织纪律和原则性，对他们求助的事情我都会给下级打招呼。”

　　帮哥们出面拿项目

　　陈某达是某房地产建设公司的出资人。1995年，陈某达还是兴业银行的职员时，因为一次同客户吃饭的机会认识了当时还是厦门市工商局副局长的王和平。由于两个人都酷爱打乒乓球、打扑克，后来便经常约在一起吃饭打牌。中秋、春节时，陈某达都不会忘记给这名潜在的“摇钱树”赠送5000元、10000元的购物卡，久而久之两人成了“哥们”。

　　在“哥们”面前，王和平早将组织纪律抛到了九霄云外。陈某达在一次打乒乓球时告诉王和平，他想承接江头农贸市场改造项目。王和平表示这个项目由工商局下属的市场开发建设服务中心负责，需找市场服务中心谈。此后，王和平亲自出面与市场开发建设服务中心协调，帮助“哥们”陈某达运作。市场开发建设服务中心原主任刘某方在笔录中说:“我开始主持中心工作时，我记得在王和平办公室，我向王和平汇报工作时，他指示我要和陈某达合作。”刘某方说，江头农贸市场改造项目是市工商局主导的项目，王和平是顶头上司，对上司交代的事他只好照办。

　　在王和平的关照下，陈某达和他的合作人林某顺利拿下了项目，并在2003年底顺利开工。为了让王和平促成项目，陈某达在2003年前后多次送给王和平5万元到20万元不等的现金。“后来在项目开工、进展中我们遇到一些需要协调的问题，王和平都会帮助我们向相关部门打招呼。”2005年项目建设完成后，陈某达和林某的公司分得了不少农贸市场沿街店面和公寓40年的经营使用权，项目预期收益较好，便想着再次感谢王和平的帮助。2005年年底的一天，陈某达与王和平打完牌后，将一个装着20万元现金的袋子塞给王和平。“王和平收下了钱，我说以后要忙其他项目上的事，就没有时间像以前一样陪你了。他笑着说，谁要你陪，有赚到钱要感谢我哦。”陈某达在笔录中这样说。陈某达和林某尝到了甜头，2006年再次找到王和平，希望继续承接灌口农贸市场改造项目。2006年至2007年，林某分两次送给王和平15万元，但项目后来并没有做成，王和平也没有退款。

　　尽管这次“生意”没做成，但王和平与陈某达仍然保持着联系。只不过，这之后的几年里陈某达很少再像以前一样送大笔的钱，这似乎让王和平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2010年年初的一天，王和平与朋友闲聊时，有人说陈某达在江头农贸市场改造项目中赚了钱，王和平接话说:“是啊，但他把我忘了。”这话很快传到了陈某达耳中，陈某达非常识趣地再次给王和平送上20万元。“江头农贸市场的主要收益来源于这些店面的使用权，店面转租都需要市场服务中心的日常管理，所以我们必须维持好与王和平的关系。”陈某达说。

　　与企业主打得火热

　　与王和平关系密切的还有“外甥”陈某德。陈某德早期在农业银行工作，2002年左右，陈某德通过王和平的“铁哥们”、自己的亲舅舅认识了王和平，牌桌上一来二去直接改称“老舅”。“外甥”的殷勤，王和平看在眼里，“哥们”的交代更是记在心中。2002年左右，陈某德找到王和平，希望“老舅”能帮忙拉工商系统的存款。后来在王和平的协调下，市工商局的基本账户设在了陈某德所在的银行网点。“我不仅工作业绩突飞猛进，也很快得到了农行领导的器重。”陈某德自然不忘感恩，从2003年开始，每逢中秋、春节等重大节日，总会给王和平送红包，持续时间长达十余年。2005年，陈某德想与工商局下属市场开发建设服务中心合作成立厦门实用汽车公司，求助于王和平，王和平后来交代市场开发建设服务中心原主任刘某方等人帮助陈某德。2011年，陈某德看上了广告行业的可观利润，成立了传媒公司，主要经营户外广告。王和平作为工商局局长，对户外广告的审批、管理自然有发言权。“老王很支持我，在户外广告的设立、审批方面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多次交代广告处的相关负责人和局分管领导。”陈某德说。王和平不仅帮助陈某德协调工商局广告处的关系，还常介绍一些客户给陈某德认识。在王和平的关照下，陈某德的传媒公司业务发展得很顺利。为了感谢王和平，陈某德不仅在重大节日“孝敬”，还为王和平支付了数十万元装修石材款，并长期帮助王和平打理数百万元资金，为王和平赚取可观的利息收入。

　　除了陈某达、陈某德，王和平还与很多厦门知名广告企业的负责人“打得火热”，成了经常在一起吃吃喝喝的“哥们”，与他们交往时不惜破纪破法。2006年之后，王和平开始酷爱打高尔夫球。办案人员透露，王和平当年对高尔夫近乎狂热，“每天四点多起来打，要打两个多小时才去上班，而陪王和平打高尔夫球的不少都是广告企业主”。这些广告企业主与王和平熟络了之后，就想方设法通过王和平在广告公司的设置、广告牌的选址、公益广告款补助、租用广告设施、认定驰名商标等方方面面协调关系，对于“哥们”的这些请托事项，王和平乐此不疲。他一方面利用自己作为工商局局长的影响力，交代工商局广告处的原处长黄某毅、原副处长冯某生等人配合上述广告企业主；另一方面为这些广告主牵线搭桥，帮助他们认识上级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领导，事后收取“感谢费”。

　　“自己对‘哥们’送的钱财没有愧疚之心，还认为是‘小节’，正常的灰色收入。一位同志也曾善意提醒我，‘你这帮狐朋狗友会害了你’，自己当时听了还不以为然。”王和平后悔不迭。现已查明，王和平光收广告相关企业“哥们”的“感谢费”就超过了150万元！

　　捞一把

　　以为安全着陆不料还是栽了

　　●忏悔: “我刚转业住海关分的房子只有50多平方米，三口人住在一起也挺好。可当局长之后看到人家穿名牌、开豪车、住豪宅，就羡慕、想效仿，讲享受、图快乐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能的……原以为快退休了，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没想到国家反腐败的力度会这么大。”

　　入股传媒公司“留后路”

　　“我刚转业时住海关分的房子只有50多平方米，三口人住在一起也挺好。可当局长之后看到人家穿名牌、开豪车、住豪宅，就羡慕、想效仿，讲享受、图快乐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能的。”这不禁让人想起原厦门市工商局广告处处长黄某毅说过的一段话:“王和平叫我回去任广告处处长时跟我说，你回来帮帮我，我就看重你的廉洁。”两相对比，耐人寻味。

　　和许多落马官员一样，王和平在退休前后更是按捺不住“最后捞一把”的贪念，总想为自己留一条“后路”，上演了一出“最后疯狂”的闹剧。

　　王和平退休前后，“外甥”陈某德不仅经常陪着王和平出国打高尔夫球，帮助支付部分差旅费，还邀请王和平入股他的传媒公司继续发挥“余热”，王和平爽快地答应了。此后王和平以他女儿的名义入股陈某德的传媒公司。

　　2011年年底，王和平在原厦门市工商局、市广告协会申请及拨付厦门市委文明办2011年创建文明城市公益广告经费过程中，耍了个小聪明，“我想弄一些钱到陈某德的传媒公司给自己花”。他直接打电话交代当时的广告处副处长冯某生，要求他多拨付几十万到陈某德的广告公司。在王和平的操作下，陈某德顺利通过虚增公益广告播出量的方式虚报骗领公益广告款20万元，并将这些钱交给了王和平。王和平将10万元用于入股陈某德传媒公司所需的注册资本金，另外10万元用于装修房屋。

　　退休前后还在四处捞好处

　　在王和平快退休时想让王和平发挥“余热”的还有多名广告企业主。2012年初，王和平有一次和陈某德及广告企业主苏某、陈某盛等4人在某酒店吃饭。“王和平提出退休了没车用，想买一辆奥迪A6。”几名广告企业主提议，大家一人出20万元给王和平买车，直接将钱转到陈某德的传媒公司，由陈某德具体操办。2012年8月，陈某德告诉王和平，苏某和陈某盛的40万元已经到账，王和平回复“你取40万给我就好了，他们比较抠，让他们出点钱”。

　　为了捞钱，快退休的王和平已经不顾及自己的脸面了。2012年左右，王和平参观完曾通过他承接江头农贸市场改造项目的陈某达等人开发的某别墅项目后，希望陈某达能折价销售别墅。陈某达找其他股东商量后觉得不合适，向王和平回话说:“别墅如果优惠太多对不起其他股东，优惠太少又对不起你，而且大家都知道我们关系不错，人多嘴杂对你也不好。”委婉拒绝王和平的同时，陈某达表示会送给王和平50万元作为补偿，让王和平去别处买房子。听完陈某达的解释后，王和平高兴地说:“还是你考虑事情周到。”几天后，陈某达将50万元装在两个蓝色袋子中送给王和平。2013年，王和平已经退休，但还以赞助红盾高尔夫球协会的名义，让陈某达和林某赞助协会十余万元。其实，该协会已经解散，所谓的“赞助费”自然进了王和平的私人腰包。

　　“尽管王和平退休了，但在行业内的影响尚在，而这种影响正是企业主们仍需要或仍敬畏的。”一位办案人员说。

　　“为什么在退休前后还更加疯狂了？”面对提问，铁窗里的王和平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原以为快退休了，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没想到国家反腐败的力度会这么大。”

　　已经67岁且患有严重心脏疾病的王和平现在最惦记年幼的外孙。提起孩子，他忍不住抽出一直抚摸着心脏的那只手，盖在已经湿润的双眼上揉搓，心情平复了很长一段时间才说:“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以后可能没有机会再见到我的外孙了。”这个心结将伴随着他，度过漫长而冰冷的铁窗生涯。

　　　【短评】

　　细化制度规定监督“一把手”

　　细细分析包括王和平贪腐案在内的“一把手”腐败案件，不难发现这些“一把手”位高权重，并不需要自己事事亲力亲为，而只要向下属打个招呼，很多事便水到渠成。也正是这个原因，一些行贿人只需打通“一把手”这个关口，其他的问题便迎刃而解，行贿成本大大降低。

　　　“一把手”打招呼缘何能够轻易办成事？

　　刚性制度的缺失是重要原因。王和平在自述材料中说，厦门市工商局长期以来存在党风廉政建设制度不具体、可操作性不强的问题，局长负责全面工作，其他领导各管一块，但哪些重大事项该上党组会或局务会讨论决定没有明确规定。因为这个原因，一些本该集体讨论的事项个人就能决定，造成个人权力过大还不受约束。一位办理厦门市工商系统系列案件的办案人员分析说:“工商系统不少人都因为广告审批出事，由于当时广告审批制度缺乏刚性的规定，导致涉案人员操作空间较大。”这位办案人员说，涉案的工商系统干部在落实具体的广告制度时，没有制定和宣传相应的细则，而是依据大而空的“文件精神”来指导广告商，由于标准不够统一和透明，缺乏可操作性强的参照样本，手握审批权的涉案人员可以凭借自己的主观意志，随意否定相关申请或提出一些费时费力的修改意见。也正是因为缺乏刚性的制度约束，王和平等涉案的工商局领导才能轻易给广告处的处长、副处长打招呼，帮助广告商完成请托而没有顾忌。

　　制度被权力绑架是另一原因。一些“一把手”能力强、威信高，久而久之将权力凌驾于制度之上，权力不断强化之后，即使是很好的制度也难以落实。对“一把手”存在的问题其实很多人都心知肚明，可都选择了沉默，放弃了监督权。就如原厦门市工商局广告处副处长冯某生提到王和平时所说:“随着他的威信进一步提高，对他的监督基本无法落实，他的问题局党组成员都是知道的，但在开民主生活会时没有人敢提。”集体沉默让严肃的民主生活会制度成了谈笑风生的“拉呱”会，让本可以通过“咬耳扯袖、红脸出汗”解决的“第一形态”问题被掩盖、拖延、放大。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强调，要坚持抓“关键少数”和“绝大多数”相统一，既对广大党员干部提出普遍性的要求，又对“关键少数”特别是高级干部提出更高更严的标准，进行更严的管理和监督。当前，监督“一把手”仍需细化制度规定，强抓制度落实，切实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要将各项工作流程公开晒在阳光下，接受群众监督，畅通举报渠道；要强化执纪问责，及时通报典型案件，形成强有力的威慑，让“一把手”不敢打招呼、不能打招呼、不想打招呼。

　　(文/通讯员 夏季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