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教育改革：为什么要让穷人的孩子上学

　　近期中国教师应邀前往英国开展“中国式”的教育实验一事引发热议。从英国广播公司拍摄的纪录片《我们的孩子足够坚强吗？》来看，英国学生几乎完全没有办法招架中国老师时间长、强度大、内容多、对纪律要求高的上课模式。在许多中国网友表示喜闻乐见的同时，也有不少人老调重弹，再次提出中国教育里刻板、枯燥、不够自由与轻松的特点需要改进。

　　现代化教育改革的浪潮始于18-19世纪，但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国家、现代化国家、福利国家，英国却不是第一个开展现代教育改革的国家。当19世纪中后期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浪潮席卷欧美时，英国人发现自己居然在技术上落后了，有人便提出传统的教育体制是桎梏技术发展的罪魁祸首之一。

　　据统计，19世纪中叶，瑞典城市人口的识字率高达90%，丹麦、比利时、法国和普鲁士均为70%以上，而同期英国的数据仅为50%。改革的呼声迫在眉睫。就这样，由中产阶级牵头、获得贵族积极参与、呼吁社会中下层阶级开始关注教育问题的教育改革就此展开。对改革需求度最高的小学首当其冲。

　　贵族垄断教育资源，小学教育令人失望

　　传统的英国社会被看作是一个二元阶级构成的体系。社会上层与下层阶级之间界限分明，很难逾越。教育更是如此。

　　文法学校、公学和大学的大门只向贵族和有钱人家的男孩们敞开，他们在那里学习基础知识、宗教、道德准则、绅士风范，即所谓的“精英教育”。这些家庭的女孩们多接受家庭教育，被培养为绅士淑女。

　　广大来自下层阶级的男孩子们只能面临十分有限的选择，女孩要想读书更是天方夜谭。再加上工业革命开始后工厂大量使用童工的需求，把许多适龄儿童拦在教育的门槛外。

　　主日学校作为下层阶级受教育途径的主力，承担了七成以上工人阶级子女的教育任务。慈善学校、贫民学校和“私塾”则填补了另外的空白。但这些学校的教育质量参差不齐，后两者甚至很难算是正规的教育机构，至多是满足穷人或者私塾先生自己的生活需求。有个叫汤姆森的造船工人说：“我办了个学校，这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人人都能当教员。人得活下去，办学堂不过和干别的一样罢了。”退伍战士、失业工人、退休管家、卖玩具和棒棒糖的小商贩、开小旅馆的小老板、捡零工做的针线女红、情况好转的肺结核患者、几乎卧床不起的残疾人、七老八十的老头老太太等等，只要认识几个字，人人都能开私塾。

　　即便老师是执政上岗、为祖国花朵服务的园丁，维多利亚时代的学校风格严肃阴郁，也很难成为孩子们会喜爱的地方。高悬在屋顶的窗户，墙壁上空无一物，学生们挤在一起，最大的教室能坐下三百名学生。与其说老师在教书，不如说是在念书，学生们只需要默记下老师读的每句话，内容往往不过是国王们的名字，或者数数时间。为了维持课堂纪律，老师们罚起学生来也毫不留情。打手板、扇耳光似乎都是家常便饭，不管是调皮捣蛋还是作业糟糕，都有可能招来老师的鞭打。甚至连反应迟钝或是有学习障碍的学生都会被责罚。老师们会让他们戴一顶尖尖的帽子，上面标着大写字母D，意为dunce“笨蛋”的意思。那时的老师认为学习成绩不好的唯一原因就是不够努力，即便是左撇子这样的天然习性也会被强制要求改过来。

　　伟大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教育经历代表了许多同时期的英国小孩。他们坐在课堂里的时光其实是幸运的，因为那样意味着至少他们不用为生活奔波。在狄更斯的父亲因为债务原因入狱之前，他也在小学课堂上待过一段不短的时光。在教过他的几位老师里面，他后来还会记得有老师酷爱谜题书，还会用那书痛打学生的手掌，“他从学生那里榨取的远比他给予的多”。可见就算是这样有幸上学的日子，却可能没有留给这些儿童幸福的记忆。

　　教育体系落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教会垄断了执掌教育的权力，贵族垄断了良好的教育资源，工业革命则剥夺了许多生源，造成政府和社会普遍对教育的热情不高，师资力量也参差不齐。维多利亚时代面向中下层阶级小学的教师多是未婚女性，因为这个行业收入微薄，社会地位也不高，与现在是天壤之别。恶劣的教育环境循环往复，制约了当时中下层阶级的教育前景。

　　法国大革命的教训：让穷人接受教育，能防止革命倾向？

　　对于穷人是否应该接受教育这件事，贵族阶层的看法也很直接。“穷人读书无用论”获得许多上层阶级的赞同。他们认为“对每日劳作谋生(不需要依赖知识)的广大劳动者来说，知识是有害无益的。如果把教育提供给贫穷的劳动人民，就会滋长他们不满和懒惰的情绪，将他们引向反抗之歧途”。教育“会让他们不服管教、惹事生非”。他们对于工人阶级获得知识就会获得反抗力量的担心，与中世纪的教士别无二致。后者把破解知识密码的语言钥匙牢牢地攥在手里，前者则干脆闭紧了知识殿堂的大门，把教育和身份挂钩在一起。

　　然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给海峡彼岸的英国统治者上了意义深刻的一课。铺天盖地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宣传让当时的英国统治阶层感到恐慌与震荡。就在他们不遗余力地丑化对岸革命者的形象，并对英国自由、民主、繁荣的社会现状极尽赞美之能事的同时，许多人也开始反思如何尽力抵制可能出现的革命倾向，避免英国重蹈覆辙。

　　如何引导中下阶级理性参政的需要已提上日程。当罗伯特·洛(Robert Lowe)于1867年在爱丁堡呼吁“我们不能放任这整整一代人在无知中长大，要知道他们的双手中握有我们的未来，也是这个国家的未来”时，人们已经意识到，全面、彻底的义务教育是改善英国下层阶级的最好武器，也是医治英国社会问题的良方。

　　就在罗伯特演说的同一年，新修改的选举法进一步扩大了选举权范围，每年租金不低于10镑并且居住1年以上、或者有12镑以上收入的短租租户和房东都获得了选举权，还有每年从私产或承担租金中所得不低于5镑的人。这次改革把英国的选民总数从135万增加到225万，让工人阶级拥有了表达自己政治观点的权利。

　　罗伯特称他们是“未来的主人”，可如何确保这些主人不会同革命者握手言欢呢？自诩为人民代表的中产阶级适时表示，他们代表的绝对是“合格的”英国人民，而不包括那些妄图推翻政府、渴望革命夺权的“暴民”或者行为粗鲁、不受教化的下等人。就这样，“小学阶级”(the Elementary Education Class)这个词应运而生，为工人阶级接受教育的合理性铺平道路。

　　顾名思义，“小学阶级”就是指接受小学教育的阶层。同选举权一样，这个阶级也拥有自己的财产资格定义，每周收取9便士及以下学费的学校就是为了“小学阶级”建立的，也就是大部分贫苦儿童和他们的劳动人民家长。“小学阶级”的出现既区分于代表贵族的“公学阶级”，也与中产阶级划分开来。这些小学都是1870年教育法出台后由政府成立的教育委员会建立的，可以算是名副其实的公立小学。

　　这并不是英国历史上政府第一次干涉教育，却是政府第一次出面办学，意义深远。这打破了贵族对教育资源的垄断，让小学教师的身份、学校的硬件与软件设施、教育质量得到了保障。

　　教育走向世俗：政府挑战教会的权威

　　直到维多利亚时代，执掌教育的权力还控制在教会而非政府手里，因此1870年出台的初等教育法不仅挑战了贵族的垄断，也挑战了教会的权威。

　　根据统计，1851年，英国约有23,156所教会学校。无论是国教还是异教，他们的教育内容都只有一项——就是宗教知识。所有写作和阅读的学习都是建立在和圣经知识相关的基础之上的。但随着工业革命出现的职业结构调整动摇了英国宗教教育的根基。当社会要求具备专业知识的技术型人才时，单纯的宗教教育已经很难满足需要。

　　除了教育内容的局限性，教会之间各派别、教徒与非教徒都在教育问题上各执一词，反对政府作为第三方干涉。以政府拨款为例，国教徒坚持认为国家拨款当然是要拨给国教学校，而非国教徒则认为，既然拨款来自税收，税收来自所有人民，为什么要用非国教徒上缴的钱财来补贴国教徒的教育呢？这根本就是一个政府没有办法解决的悖论。同时，很多小教会如循道宗、公理会等也反对政府财政介入教育领域，担心会危害到自己教会内部宗教教育的权威性。

　　1870年成立的教育委员会也为改革颇费一番周折。1892年，来自伦敦某学区的一位监考对一场宗教教育的考试结果提出质疑。在他看来，“耶稣的父亲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应该是“约瑟”，孩子们这样理解的原因是由于老师没有教给他们耶稣的神性这一面。他先是写信给教育委员会投诉，在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之后，又写了一篇文章投给当地的一份宗教报纸。这篇文章如晴天霹雳般结束了教育委员会平静的宗教教育时期，掀开了它后期关于宗教教育问题激烈辩论的序幕。

　　某种程度上来说，19世纪晚期的初等教育并没有完全摆脱宗教影响的影子，但政府毕竟为它转向世俗的现代化教育迈了很大一步。学校采用更加符合现代化需求的课程设置，并尽量削弱某种特定的宗教色彩，让它成为真正面向大众、而不是某个特殊群体的教育机构。

　　教育改革的成果绝非一朝一夕可见，其过程从来都是漫长而又令人备受折磨的。但无论是在何时何地，教育的目的始终是为了人的健康成长。19世纪中后期投身这场教育改革的英国人总会欣喜地发现，虽然他们负责的孩子还是记不了几个单词，算不好算术，但他们却能在家里烧一碗好菜，或者制作一张漂亮的椅子，这些普通孩子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学习知识而获得的成就与满足应该是这场教育改革最宝贵的财富。或许因为文化差异的原因，这场仅仅一个月的中国教育实验并不会在英国取得多大的成功，但这种文化体验既是中英两国交流的成功案例，也是孩子们特殊的教育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