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报：领导干部子女违规经商成反腐败重要线索

　　立法规、建制度，堵住不法利益输送渠道

　　对于领导干部亲属子女经商办企业问题，很早就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也出台了一些法规制度。1985年，党中央、国务院颁发的《关于禁止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经商的决定》要求：凡县、团级以上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除在国营、集体、中外合资企业，以及在为解决职工子女就业而兴办的劳动服务性行业工作者外，一律不准经商；1989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情，包括清理整顿公司，制止高干子女经商等。

　　2001年2月8日，中共中央颁发《关于省、地两级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个人经商办企业的具体规定(试行)》，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市)两级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在该领导干部任职地区个人不得从事房地产、广告、律师、娱乐业及其他可能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经商办企业活动。

　　2010年2月中央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明确规定，不准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以及其他亲属经商、办企业提供便利条件，或者党员领导干部之间利用职权相互为对方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以及其他亲属经商、办企业提供便利条件。

　　“这些年以来，禁止领导干部亲属子女通过经商办企业谋取不当利益的制度出台了不少，但还没有真正起到制约作用。”任建明说，

　　李成言认为，必须进一步出台具体刚性的党内法规来规范领导干部亲属子女经商办企业的行为。首先要严格界定范围，什么级别的领导干部、在什么范围内的亲属、在什么领域内不得经商办企业，都应当给出明确界限，不能似是而非、边界模糊，导致不法分子钻法律的空子。对避免利益冲突的各种情形进行细致的划分和详尽的规定，从法规制度层面堵住不法利益的输送渠道。

　　监督问责强起来，遏制领导干部亲属子女违规经商办企业现象

　　2014年12月10日，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受贿一案宣判。刘铁男被指控利用职务便利，单独或与其子刘德成共同非法收受财物价值3558万余元。在法庭最后陈述中，刘铁男痛哭流涕：“每天我都在自责，因为我的过错把孩子也毁了，让他走上歧途，我对他的犯错误，养不教，父之过，对他的犯罪我应该负全部和根本的责任……”

　　翻看十八大以来落马官员被指控的罪名，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都和为亲属子女非法经商谋利相关。任建明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监督的缺位。“制度是制定出来了，但关键问题是一旦违反了制度，由谁来负责监督？对于监督的缺位，由谁来问责？”他建议，要将对领导干部亲属子女经商办企业的情况纳入对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的抽查核实工作中去，一旦发现违反就要对干部进行及时处理，千万不能等到腐败问题严重了、群众反映十分强烈了才去查处，导致群众对制度产生了怀疑，认为制度起不到应有的作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的，制度的执行比制度的制定更加重要，不能让制度成为纸老虎、稻草人，要使制度成为硬约束而不是橡皮筋。”任建明说。

　　李成言还建议，可以借鉴“裸官”的治理模式来遏制这一现象：“广东在清理‘裸官’的过程中，就有一批干部因为不愿让配偶子女回国，自动放弃提拔或离开公务员岗位，这叫晓以利弊、凡事不可两全。对于那些领导干部亲属子女经商办企业过程中存在利益冲突隐患的，有关部门在提拔、考察这名领导干部的时候应当令其作出选择：要么亲属子女不再在利益冲突范围内从事经商办企业的活动，要么这名干部自动放弃提拔乃至离开公务员岗位。总之，要让越来越多的人明白，‘近水楼台先得月’这种做法，以后行不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