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企在华待遇变迁折射中国市场规则日趋规范

这是涉事的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7月20日摄）。上海市食药监局22日表示，初步调查表明，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涉嫌有组织实施违法生产经营食品行为，并查实了5批次问题产品，涉及麦乐鸡、迷你小牛排、烟熏风味肉饼、猪肉饼，共5108箱。上海市食药监局副局长顾振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我们发现公司的一些违法行为，并非某个人的行为，而是公司有组织的一个安排。” 新华社记者丁汀 摄

新华网北京7月25日电（记者 李童）近年来，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地位和声誉日渐失色。从葛兰素史克等外资药企贿赂门，到洋奶粉、洋眼镜遭遇发改委反垄断，再到如今洋快餐沦陷食品安全，外资企业已不再享有曾经的“超国民待遇”，而是与中国本土的企业一样公平竞争，接受监督、调查，甚至惩罚。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坚持积极有效利用外资，推动服务业扩大开放，打造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使中国继续成为外商投资首选地。”

对此，专家认为，这预示着外企过去在华无序发展的时代已经不复返，中国也将建立更规范的市场规则。

监管接轨国际 外企在华“失宠”

追溯此前外企在华的“超国民待遇”，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在接受新华网记者采访时指出，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财税等方面的优惠措施，另一类则是环境、卫生、安全等方面监管的相对宽松。两者分别消失于不同的原因。

在90年代中后期之前，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健全，投资环境也比较差，当时外资企业对中国的投资环境非常缺乏信心，甚至担心私人资产在中国能否得到保障。

如今，中国国内资本积累已经相当充裕，资本缺口和外汇缺口问题已基本消除，在技术、管理等方面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对外企直接投资解决问题的依赖度也没有90年代初期那么强烈，因此也就没有必要给予太多财税优惠。

同时，由于中国投资环境在基础设施、政府公共服务效率、产业配套、人力资源、政策可预期性、宏观经济稳定性等各方面都有了革命性的进步，中国只需要用好这些优势就能吸引外资大量流入了，对于外资的依赖度也就相应降低。这就是第一类“超国民待遇”消失的原因。

第二类“超国民待遇”消失的原因，主要是中国的监管能力已经逐渐跟上了西方跨国公司运营手法演化的步伐。

梅新育认为，来自高度发达国家的企业刚刚进入一个发展水平落差巨大的发展中国家市场时，其经营规避监管的水平远远高于东道国监管部门的监管水平。“如果东道国经济社会实现了持续的长足发展，其监管水平赶上来自发达国家外资企业经营实践，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梅新育解释道，在葛兰素史克商业贿赂、对外资企业的反垄断等案例的成功，其实就是这个原因。

外企投资机遇仍在 改变心态是关键

外企从受宠到被调查、甚至受罚，历经了30多年。但这也恰恰说明，中国的投资环境正越来越完善。

虽然此前的一些报道曾指出，部分外企表现出对失去“超国民待遇”的不满，甚至对竞争加剧、压力加大也表达了抱怨之情，但外企在中国仍有着诱人的投资机会。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部副主任白明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经济虽然减速，但仍是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从要素优势看，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优势有所下降，但规模经济优势仍在；从战略优势看，对于中国这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跨国公司没有理由不投资中国。

事实上，改变过去厚外商薄内商的做法，为所有企业提供一视同仁的待遇，为全体市场主体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正是当前中国政府的工作方针，而为外商提供更为便利、完善的投资环境，并未因这一新方针而有所忽略。

当超国民待遇逐渐消失时，外企在华发展的心态，也需要改变，从曾经的不可一世，到如今的双重标准，都是不可取的。外企需要认清的事实是：谁赢得了中国人的信赖，谁才能成为中国市场明天的赢家。没有这一远见，即使来头再大、牌子再响，也难以在中国做长做大。

百姓消费回归理性 告别崇洋媚外

如果说从受宠到受罚还不足以改变外企对中国投资环境变化的认识，那中国百姓对于“洋品牌”消费理念的转变，也许会彻底颠覆他们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现状的认知。

从1987年北京第一家肯德基餐厅开业，到如今肯德基在华开店总数已超过4000家，从当时排1个多小时队才能买到一块原味鸡却依然兴致盎然，到如今满大街的中式快餐比邻而建随意选择，消费者已经不会再因为是洋快餐就高看一眼，反而会担心高热量的食品是否会给身体健康带来危害。

梅新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对洋品牌的态度已经从“仰视”转为“平视”，甚至是“俯视”。这个心理变化的进程早已开始，并且还在继续。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副教授、博士后王安富也认为，“如今的中国老百姓可以经常走出国门，到‘洋企业’的本土去看看真实的情况，真正了解这些企业之后再做出的消费决定，就不再是盲目的崇洋媚外，而是客观比较、理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