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法官自述：我为什么会选择自杀（图）

　　如今的罗卫平生活充实，还考取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晨报记者竺钢

　　原标题：法官自诉：我为什么会选择自杀

　　官员要面对的心理压力

　　官场潜规则带来的人情世故压力官员问责体制性压力网络监督、社会舆论压力诱惑与反腐间的矛盾心态

　　罗卫平，原上海黄浦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庭长、高级法官。13年前的罗卫平每天想得最多的是：“我要以什么方式结束生命。”无法排解的工作压力、对生活丧失信心。死亡成了他唯一能摆脱恐惧和实现自我“救赎”的最后手段。

　　今年63岁的罗卫平可能是上海第一个向公众袒露病情的重度抑郁症患者、政府工作人员。对于他及家人来说，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生活中只有痛苦和灰暗。那时，没有人相信他还能“回来”。

　　哈尔滨人落户上海

　　罗卫平是哈尔滨人，在北大荒插队落户时，与上海籍知青相识相爱。爱人回沪后，两人开始了长达八年的分居生活，直到1987年，罗卫平才因一项惠民政策无条件落户上海。

　　罗卫平还记得来沪后，第一次到法院面试时的场景，在人事处办公室里，对方提出了三个条件：一是没有房子，二是没有补贴，三是不能到民庭，因为罗卫平是外地人听不懂上海话，只能去刚组建的经济庭，但需长期出差办案。出差是他喜欢的，没房子可以住爱人家里。何况能有这样一份体面的工作，没有资格挑剔待遇。整个面试只有10分钟，却决定了老罗此后一生的命运。

　　“我那时就是现在人们所称的‘凤凰男’。”罗卫平说，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他很快升任为经济庭副庭长和知识产权庭庭长，胸前的奖章挂得满满当当。

　　案子越多心中“包袱”越重

　　案子越多后，现实中遇到的困惑也越来越多。

　　“比如有个原本很普通的经济纠纷案件，原告找的是和我有十多年交情的北大荒老知青，被告找的是‘上面’的领导。到了法庭上，双方自恃托了关系，谁也不愿意让步，根本无法调解。”罗卫平说。但更为要命的是，当时的法律法规并不是很健全，这个案子并无具体的法条可循，于是案子可上可下，可左可右，怎么判案本身就在法官的一念之间。

　　“其实我并不在乎他们各自找了什么样的人，我也想秉公办案。但问题是没有公可以给我秉，偏向双方的判例都曾出现过。怎么判，都要得罪人，伤害人。怎么判，都有心理包袱。”罗卫平说。

　　这样的案子还不是一件两件，集腋成裘，心中的包袱越来越重。

　　再比方说，在处理一起国企破产的案件时，到上海的一家大型企业调查，对方留了客饭，事后还在每个前去调查的人包里塞了200元的消费卡，在场的人都收了，自己不收不合情理。很长一段时间，这卡就像魔咒一样，长期困扰着他，这算不算受贿?如果案子没有办好，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怎么办?

　　罗卫平说自己的性格过于耿直，许多涉及潜规则的东西自己也无法适应、无法有效处理。而一旦处理不好，又总是会耿耿于怀，对身心都是一种折磨。

　　引发抑郁症除了工作本身的压力，还来自自身性格的弱点。“其实当了庭长，需要亲自办的案子很少。但长期不服输以及喜欢大包大揽的性格，让我根本停不下来。但事情揽过来了，又很难做好。”罗卫平说，凡事种种，内心的平衡渐渐被打破，想要更加奋进，却又力不从心。

　　罗卫平说，当时他承办过不少关于著作权、商标权和技术成果权的纠纷案件，处理得不错，有两篇入选了最高法院编辑出版的《中国审判案例要览》。后来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尤其是进入了信息时代后，新类型的案件层出不穷，自己在外语和理工科方面的知识欠缺，让罗卫平感觉底气不足，尤其是当上了知识产权审判庭的庭长，看到高中级等法院的知识产权庭长多半是海归或是博士、硕士学位，他内心更加不自信甚至是感觉自卑。

　　诸如此类的不如意叠加，其实已使老罗病入膏肓，只需一根稻草就可以把他击垮。最后致命的一击是，当了法官十年都没有发生过被上级法院改判错案，没想到当时自己经手处理的一件案子却被上级法院改判，这好像是对自己过去的“全盘否定”，让罗卫平不能接受。

　　终于，某天正在伏案工作的他突然晕倒在办公室，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就这样戛然而止。

　　45岁时确诊重度抑郁

　　“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罗卫平说，长期失眠的结果就是精神萎靡不振，办事效率大打折扣，事情越做不好心里越焦虑，进而对自己的身体产生怀疑。总觉得全身痛，怀疑自己是不是得了癌症。可到医院检查后又没发现问题。最终精神科会诊，确诊为重度抑郁症患者。

　　“不能面对自己生病，活着又那么累，不如一死了之。”罗卫平说，那时他才45岁，每天将自己关在房间里，窗帘拉得严严实实。一个人面对墙壁，考虑得最多的就是应该用什么方式结束生命。真正面对死亡的那一次，他都已准备好从楼上一跃而下了，结果被妻子及时发现一把抱住，从此妻子陪在他身边，寸步不离。

　　后来，家人强制将他带到医院进行药物治疗。罗卫平说，每天要打很多针，还要服用各种抗抑郁的药，在全方位照顾下，罗卫平开始有了睡眠，精神状态也一天天好转起来。妻子慢慢地将药物换成维生素片，生活慢慢步入了正轨。

　　罗卫平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只是这一段工作经历并不长，罗卫平的抑郁症再次复发。“在50岁，人生最辉煌的时候，我办理了退休。再一次与病魔做斗争。”从那时起，罗卫平养了一条狗，每天和狗一起奔跑，运动量上去以后，整个人也都觉得通透，心情也逐渐开朗起来。

　　“去年，有很多法官辞职，其实就最能反映客观事实。”罗卫平说，基层法官的待遇不算高，工作量却又很大。很多学法律的同学当了律师，房子可能买了一套又一套，自己还要恪守清贫，如果没有赤子之心，这种心理上的落差会非常大，辞职不可避免。

　　罗卫平笑言，自己是事后诸葛亮，因为经历过，才能想得明白，看得开。周围不断有人不厌其烦地向我们展示别人过得比我们好，别人的房子比我好，别人案子比我办得好，别人学历比我高，别人有一个好父亲……很多时候，我们的心里，就在这种比较中失衡了。

　　“当然官员自杀的真相不能一概而论。但实事求是的讲，现在的问题颇多，官场文化和官场氛围也都需要改善。”罗卫平说。

　　作为一个过来人，罗卫平这样总结自己：“那些错误的认知，必然导致错误的行为。”因无法面对官场的复杂以及输不起的心态，一步步将他推入深渊。现在的他很能理解，很多人为了政绩，为了升官，不惜一切代价，“但这样做最终会自食其果”。

　　如今当上心理咨询师

　　如今的罗卫平考取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在汶川地震后，他去了汶川6次，先后参与了13次大学生支教团，还牵线援建了4所希望小学，他到肿瘤医院做临终关怀，还担任上海希望24小时自杀危机干预热线咨询师兼法律部长。

　　罗卫平在进行心理干预时和别的心理咨询师不一样。“其他心理咨询师是希望激发对方倾诉。我一般是和别人探讨吃过什么抗抑郁症的药，想过什么自杀的方法，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去干预，很快就能得到患者的信任。”让罗卫平自豪的是，如今他已成功地劝阻了16名准备自杀的抑郁症患者。

　　现在的罗卫平感觉很充实，每年过年他还会邀请“朋友圈”里不回家过年的大学生一起吃饭，这已连续6年，每年设宴至少4桌。

　　罗卫平的妻子抱怨说：“生过病的人每天还那么忙。”这时，罗卫平就开始撒娇：“你是愿意看到每天到处跑，精力旺盛的我呢，还是希望每天关在屋子里要自杀的我?”

　　公民自杀率明显下降

　　官员自杀率快速增长

　　上海市委党校副教授上官酒瑞认为，自杀现象存在于任何社会，尤其是在社会快速转型期更为普遍，这近似一个规律。有统计表明，近年来中国公民总体自杀率明显下降的同时，官员自杀率则在快速增长。

　　目前，中国官员要面对的心理压力很多，如长期形成的官场潜规则对官员处理人情世故造成的压力;激烈的职业竞争和职位晋升的压力;强力推进的作风建设、政绩考核、一票否决、官员问责等体制性压力;“众声喧哗”的网络监督和社会舆论压力;官员个人情感和家庭关系处理不善引发的生活压力;在众多诱惑和高压反腐之间的心态矛盾等等。当这些压力超越了心理承受能力并没有得到及时干预和治疗的情况下，官员自杀就有可能发生。

　　上官酒瑞说，日趋严重的官员职业压力和心理健康问题，已得到相关部门的高度关注。如中央国家机关就建立了职工心理健康咨询中心，除对个体心理问题接受咨询和进行干预外，还定期组织开展“名家谈心理”讲座等系列活动，为官员接受心理管理知识的熏陶和系列心理能力训练提供帮助。但总体而言，针对官员心理建设的资源还远远不够，效果也并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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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8月到2014年4月，被官方认定为自杀、并公诸于众的官员有112人，其中大多被认为生前有抑郁症等精神疾病，只有约37%的自杀官员家属能说清原因，比如病重、欠债、畏罪自杀等。在这些自杀的官员中，省部级官员有8人，厅级官员有22人，处级官员30人，处级以下52人。

　　另据不完全统计，2013年被公开报道的官员自杀有48人，比2012年翻了一番还多。今年以来，也已有多起官员自杀事件被通报。而在这些自杀官员中，被曝患抑郁症的占比不在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