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击谣言背景下的网络舆论新格局

原标题：打击谣言背景下的网络舆论新格局

网络乱象，治理三部曲

中国的网络舆论场，原本是在激烈的表达和抗议声中登场的，只是其表达的内容，让人有时欢喜有时忧。

内地开设最早的时政论坛，是人民网的强国论坛，创办于1999年5月9日，北约野蛮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的第二天，当时叫作“强烈抗议北约暴行BBS论坛”，6月19日更改为现名。

更多的时候，网络舆论场是针对国内老百姓的民生、个人权益保障问题的“吐槽”，甚至“骂娘”，在嬉笑怒骂的批判性思维和情绪宣泄中，寄托着对个人前途和国家前途的美好愿景，或一厢情愿。

官方和民间“两个舆论场”的隔阂，日益凸显。政府背负着现实国情和既有利益格局的沉重负担，而要求立即改变的网民却总是能占据道义制高点。老百姓不理解政府公共治理的全部复杂性，容易把政府视为美好生活的制度性阻碍，因而网上不利于政府的负面传闻乃至于恶意猜测总能迅速扩散，引起共鸣。而一些政府部门则容易把有诉求的老百姓视为维稳的潜在对手，对网民的意见表达倾向于管控打压而不是倾听化解。这就更加激化了政府和网民之间的对峙情绪。

在众多突发事件和敏感议题上，对于网民的疑问，甚至某些挑衅性的言论，政府首先需要做好新闻发布，力行政务公开。其次需要新闻宣传部门做好耐心的说服解释工作。在此两招无效的情况下，对于某些危害现实社会秩序的违法言行，才需要采取强力措施。如果绕开前两项工作，直接让警察冲到宣传部门前边，警方可能涉嫌越位，新闻宣传部门则可能属于惰政行为。

2009年6月，河南杞县发生过一起钴60放射源的“卡源”事故，当地政府采取三不政策：不通报情况，不接受采访，不允许报道。隐瞒了一个多月后，一个谣言疯传：放射源将爆炸，一旦爆炸，全县男人将丧失生育能力。7月17日这一天，全县群众纷纷开着汽车、拖拉机、三轮车，逃亡周边县市，上演了一出现代版的“杞人忧天”。事后，地方政府宣布“抓获杞县钴60事件5名造谣者”，其中一名曾经转帖虚假消息的网友被拘留。

在杞县几成空城的这一天，互联网管理部门的同志建议人民日报写评论，批评基层政府未能认真落实《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人民日报的“人民时评”警告道：“看似谣言是引发大规模社会恐慌的主要诱因，但其背后隐含的，却是当地信息发布的失语和由此引起的公信力缺失。”

2011年6月，北京昌平区出现疑似蜱虫，却没有引发社会恐慌，因为地方政府开诚布公地面对公众质疑，第一时间确认了蜱虫咬伤宠物的事实，同时澄清并未出现咬人病例，但提醒市民注意防范蜱虫，并郑重承诺会持续监测蜱虫。这样的表态和措施，完全是急市民之所急，想市民之所想，市民没有理由怀疑政府的诚意和治理能力。

今年9月18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要求对重要舆情和社会热点问题，积极回应、解疑释惑，并注意把人民群众的期盼融入政府决策和工作之中；使政府经济社会政策透明、权力运行透明，让群众看得到、听得懂、能监督。

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调研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建设时强调：要积极主动应对和引导舆论，重要舆情要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了解、收集社情民意，畅通监督渠道，发挥好社会监督作用。中纪委秘书长崔少鹏在在线访谈中透露：条件成熟时，这个网站还准备开通官方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的应用。

打通官方和民间“两个舆论场”，根本之道是在有关公共利益的问题上，政府信息公开，减少官民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人民日报发表的“人民时评”《靠什么终结“网络大谣”的神话》，引用传播学者克罗斯的谣言公式：谣言=事件重要性×事件模糊性÷公众批判能力，表明谣言的能量有多大，既取决于真实信息的透明度，也取决于受众判断水平。

上海交大教授张国良把谣言公式进一步扩充为：流言速率=事件重要性×状况模糊性×技术先进性÷权威公信力÷公民判断力。张教授注意到另外两个因素：媒介技术越发达，谣言（或未经证实的流言）的传播力就越强；政府的公信力越低，谣言越有市场。

制止谣言，不可能关闭新技术媒介（可能有些官员内心深处的确有这样的期待），需要做的是大力修复和提振政府公信力。